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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法回应:理论逻辑与路径拓展
发布时间:2026-08-05
 2024年1月31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都对“加强高水

  2024年1月31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都对“加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部署。

  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就一般本质而言,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动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质优为发展目标,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作为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成果,新质生产力理论无论是对于推动中国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还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要作用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还能够对法学理论及法治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税法作为理财治国之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将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反作用。

  作为财富分配之法,税法厘定了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的边界,将纳税人与国家直接相连,将税收环境的法治化程度和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水平与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连。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有助于打通各种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蓄势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税法的保障。

  本文立足唯物史观视角审视税法议题,系统探究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税法体系的内在互动关系。当前,我国现行税法在立法理念的前瞻性与制度设计的适配性层面均存在短板,这些不足成为制约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集聚的现实障碍。在此背景下,亟需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战略契机,推动税法实现立法理念的迭代跃迁与制度框架的优化升级,依托法治力量为改革赋能、为发展护航,最终构建起支撑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税法保障体系。

  新质生产力与税法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推动上层建筑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变,它的出现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税法作为上层建筑中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也要适应生产力的这次变革,制定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税收立法,以保障新质生产力平稳、健康地发展。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意味着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质变性跃迁,随之而生的新型生产要素、组织形式、商业模式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税收法律制度的变革。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煤炭和蒸汽机等所带来的工业产能提升以及同步进行的圈地运动等政策,使得英国等早期工业国的农民大规模脱离土地、涌入城市,成为工厂车间中的工人。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需要更多的财税收入来支撑工人与市民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由此催生了公司税等新税种的出现。同时,随着工业与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变化,工业国的征税重点逐渐转向了工业领域的税收,农业税所占比例愈来愈低。

  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迈入了电力时代,再一次带来了生产力的跃升,而内燃机所带动的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出现,以及电话、无线电报等发明带来的通信事业的迅速兴起,大大加快了各国经济的连结与交融,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20世纪初,在跨国贸易、投资不断兴起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和个人的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亟待解决,国际商会、国际联盟等组织为此开始组织学者开展研究,并相继推出一系列双边税收协定范本。上述协定范本的文本、结构等又被20世纪中后期出台的《经合组织协定范本》《联合国协定范本》所承继,构成了现代国际税收征税权分配和全球税收治理的国际法基础。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其不仅仅是商品、服务的重要载体,甚至因为其本身的商业价值而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甚至有超过实体经济的趋势。同时,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商业转化,也推动着经济活动朝着数字化、虚拟化、云端化的方向发展,涌现了电商平台等不再依赖于物理场所的新经济模式,这对以物理存在为基础的传统税收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

  为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开始探索针对数字经济的单边、双边或多边税制改革:法国、印度等部分国家新设的数字服务税、衡平税等针对数字经济活动的新税种,联合国2021年推出的《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第12B条方案,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称“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推出的“双支柱”国际税改下的支柱一方案等,都为各国对缺乏物理存在的数字经济活动行使征税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应对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税收挑战。

  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引发的税制变革的回顾,可以发现,生产力的发展在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商业运行模式的同时,也不断地对既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提出挑战,要求税收立法作出相应变革。

  当下,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正在带来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经济转型。一方面,元宇宙、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健康等集中体现新质生产力特征的代表性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发展。

  虽然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税法的新挑战和新要求尚未构成颠覆性的根本变革要求,但它也不是简单的对已有税法进行一定的微调,而是在既有的税法框架结构的基础上,对税法提出了“迭代更新”的新命题和新要求。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对税法这一上层建筑提出的是系统全面的赋能要求,它将涉及税法制度和财税政策的多维向度,并要求形成协调一致的全面调整变革。

  生产关系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关系,通常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规定下来,但生产关系本身并不是法律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状况下,人们所能够接受的物质利益关系的产物。作为上层建筑重要形式的法律既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确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从生产力的发展与税收立法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决定税收立法,税收立法也会通过其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间接地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上,通常认为税法具有资源配置、产业政策支持和再分配等功能,而这些功能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通过引导和优化资源在经济中的配置,税法能够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聚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次,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财税优惠措施以及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征收高额税收,税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最后,通过合理的再分配,税法能够在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可见,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税收立法,将适应、服务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而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税收立法,可能会牵制、阻碍甚至破坏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习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因此,国家的税收立法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有效发挥税法在开展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税收法律关系,构建起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流动,与时俱进地促进各科技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

  随着全球化浪潮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其通过深度融合与协同作用,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创新发展,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构建起较为科学的税收体系和预算管理制度,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税体制的深化改革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并持续向纵深发展,为经济社会的稳步健康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由于法律相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滞后性,中国现行税法中仍然存在一些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未能充分激发资本、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活力,进而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着堵点卡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资本跨境流动包括国内资本流向国外以及外国资本流入国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和吸引外资规模均处于历史高位,兼具资本输入大国与资本输出大国的角色。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对于促进资本跨境流动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现行税法制度下,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仍然面临一些障碍,将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法主要采取“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其吸引外资的税收制度主要面临两大方面的新形势、新挑战,这将影响到中国利用外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效。

  一方面,2023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有所下降。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一些国家推动产业和资本回流,出台涉华投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出台大力度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国际竞争愈加激烈。从内部因素来看,随着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弱化,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比较优势变化发生梯度转移。

  另一方面,目前,超过130个税收管辖区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包容性框架下就全球最低税改革达成共识,为全球企业所得税税率竞争划定了15%的底线,这将对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带来一定挑战。

  根据全球最低税改革的主要规则,如果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低于15%且中国不征收国内最低税,则其他辖区将有权征收补足税,这将导致中国为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提供的部分税收优惠的有效性受到减损,难以对企业起到切实的税收激励作用。

  其二,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来看,与世界上主要大国相比,中国现行对外投资税制在竞争力上存在一定的劣势。

  首先,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G7成员国普遍从全球税制转向有限属地税制的情况下,中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所采取的全球税制明显处于竞争劣势。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1款,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相较之下,实施有限属地税制的国家通常对符合持股比例、持股时间等条件的境外股息提供免税待遇,大幅降低了境外股息的税收负担。在此背景下,较高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叠加全球征税制度,将会阻碍中国“走出去”企业将境外利润汇回,影响我国培育跨国企业总部经济的政策效果。

  其次,中国目前采取的抵免法存在消除国际重复征税不够充分、计算烦琐、征管复杂等弊端。就直接抵免而言,因中国采用限额抵免法,加之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大量“走出去”企业在这些国家纳税后,还需按照税率差额在中国补税;就间接抵免而言,中国对各层企业之间持股比例的要求十分苛刻,只有在各层企业直接持股、间接持股以及为计算居民企业间接持股总和比例的每一个单一持股均达到20%的持股比例时,才允许其适用间接抵免。而从实践来看,许多中国企业因难以符合持股比例要求而无法充分享受多层间接抵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有赖于科技人才的发展。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支撑。只有将科学技术从知识形态转化为生产工具,才能使劳动资料成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这一转化过程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

  税收政策切实关系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获得感,直接关系一国对于人才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针对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出台了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通过降低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实际税负,有助于吸引人才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创业和发展。然而,中国现行针对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大多局限于地方层面,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的弊端,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适用的地域范围狭窄。除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之外,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吸引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些地区缺乏针对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难以为其科研产业发展提供基本的人才保障。

  同时,中国在地方层面制定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存在碎片化、差异化的问题,这将加剧中国税法制度的复杂性,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人才大市场,导致人才流动受限、资源配置不均,对于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负面影响。

  其二,适用主体的范围有限。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为其提供超国民待遇,不利于实现税制的公平性。除境外高端紧缺人才外,境内研发人才也是推动中国科研事业发展的主力军,甚至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将其排除在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之外,削弱了境内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充分激发国家创新潜能。

  其三,适用主体的认定标准不清晰。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紧缺人才清单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根据该办法第3条,申请上述优惠待遇,除应满足居住时间要求外,还应属于海南省各级具有人才认定权限的部门单位所认定的人才或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收入达到30万元人民币以上。

  该规定未列明高端紧缺人才的实质判断标准,而将收入门槛作为高端人才的核心认定依据,既可能将部分收入暂未达标但具备关键研发能力的核心技术人才排除在外,也可能使不符合紧缺导向的高收入群体不当享受优惠,这不仅违背了税收优惠精准赋能科技研发的政策初衷,也难以形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核心人才的有效聚焦。

  又如,《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申报人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并符合各市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目录的要求,但相关领域的具体范围及目录制定标准并未明确。这种适用主体的不清晰问题扩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削弱了政策适用的可预期性。

  其四,税收优惠政策的类型较为单一。中国制定了针对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但缺乏其他方面的税收支持,对鼓励人才创新的作用有限。与科技创新实体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相比,中国制定了投入基础研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设备、器具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企业外购软件缩短折旧或摊销年限政策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以期从投入、费用、成本等多方面减轻科技创新实体的研发压力。为进一步刺激科研人才的研发积极性,中国也有必要拓宽针对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类型。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概念不同,作为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关联紧密的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一种能级跃迁,涉及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广阔、富含创新驱动的新领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然而,中国现行税法在技术研发环节的激励效果面临挑战,同时在技术应用环节的激励力度不足:

  其一,在技术研发环节,中国出台了包括加计扣除在内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对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全球最低税改革背景下,加计扣除属于有效性可能受到较大影响的税收优惠类型,特别是在与15%的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叠加适用的情况下,较为可能导致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低于15%的全球最低税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统计,由于中国提供了较多的研发税收优惠,研发的平均有效税率仅为11.7%。同时,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企业身份,如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而对企业行为的针对性不足。很多新兴企业受年限、科技人员占比等条件限制无法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因而无法享受税收优惠。而对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而言,无论其是否开展研发创新,都能够享受该税收优惠政策,这显然不利于提高激励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二,在技术应用环节,中国现行税法体系中的激励政策仅有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作为中国现行税法体系中仅有的激励技术应用政策,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已经无法满足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应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现实需求。为了鼓励和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英国、法国、荷兰、爱尔兰、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均采用了专利盒税制,对企业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实行较低的优惠税率。相较于我国目前实施的技术转让减免政策,该制度对于创新激励的效果更佳。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发挥数据要素报酬递增、低成本复用等独特优势,可以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改善社会治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迅猛,并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已取得先机。

  然而,从税法制度层面观察,既有规范体系在促进数据要素流通方面仍显不足,一方面直接增加企业面临的合规成本与潜在税务风险,另一方面抑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数据要素交易的动力。从长远视角审视,上述问题将制约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化进程,进而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形成制约。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数据资产的确权与课税环节面临困境。当前民商法领域对数据权属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学界围绕数据权利的具体权属类型、是否应赋予数据所有权、数据持有权与所有权的关系等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数据权属不明进一步影响数据财产权益配置问题的解决,亦对数据资产课税环节造成挑战,导致在税法层面上难以明确数据资产的纳税主体和税基。由于数据课税的不确定性,企业对于数据交易的税收处理缺乏可预期性,这会影响企业的税务筹划,更阻碍数据要素有效流通。

  其二,现行税制主要立足于有形资产及传统无形资产的征管需求,未能充分认识数据要素的特性。具体而言,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直线法摊销方式不适合数据资产价值通常呈现逐渐衰减的特点。正因为缺乏对数据要素特殊性的考量,现行税法难以有效激励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使用。

  其三,数据资产相关支出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则尚不完善。目前尚未有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企业用于数据资产获取、处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支出在企业所得税税前的扣除标准、扣除范围等。

  其四,现行税制对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支持不足。当前税收政策对数据要素市场的支持力度不够,缺乏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尤其是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处理服务等新业态缺乏相关主体的税收优惠与减免政策,阻碍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数据要素流通。

  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卡点,需推动税法理论升级,树立“要素赋能”导向的税法理念,构建协同性税法原则框架,为制度创新奠定理论基础。

  传统税法具备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经济与再分配等多重功能与目标。然而,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传统税法理念已难以适应新兴经济发展需求与业态。树立以要素赋能为导向的税法理念,推动税法理念的根本性变革,将税法功能从传统的组织收入、调节经济、分配收入,转向对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生产要素赋能,不仅是我国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务实之举,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

  在理论层面,树立以要素赋能为导向的税法理念对于培育我国新质生产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而迫切的必要性:

  其一,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视角看,内生增长理论早已揭示,长期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与创新的共同作用,这些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税法通过税收优惠、成本扣除与风险分担等制度安排进行适度干预,具有矫正市场失灵、促进长期增长的正当性基础。

  其二,从国家竞争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看,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对高端资本、顶尖技术、优秀人才和数据资源的争夺空前激烈。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税收政策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税制,竞相推出针对研发、投资、人才的税收优惠计划,比如芬兰延期适用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政策,毛里求斯给予自由港注册的企业8年免税期,以及芬兰、葡萄牙与突尼斯扩大研发与知识产权支出的扣除范围等。在此背景下,固守传统税收观念可能意味着在要素争夺战中处于不利地位。

  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与要素竞争的白热化,传统税法原则已难以充分有效激发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现代生产要素的活力。在以“要素赋能”为导向的税法理念的指导下,亟需结合传统税法原则,构建一项公平、效率、统筹、法定的新协同税法原则框架,这既回应了经济发展新范式对税制的内在要求,也将为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税收制度保障。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税收公平原则需要向实质公平原则转变。作为传统的税收基本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对税收负担能力相同的人应课征相同的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对税收负担能力不同的人课征不同税收。该原则倾向于追求结果公平,即通过累进税率、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事后调节。这种公平观固然重要,但在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其局限性日益凸显。

  当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回报呈现指数增长时,原始资源的微小差异将被急剧放大,从而导致阶层固化。仅依赖税收的事后调节与矫正,难以从根本上疏通资源流动渠道,从而抑制经济创新活力。税法应当致力于弥补原始资源差异,采取更多激励措施赋能要素发展。

  换言之,税收公平不应仅停留在传统的结果层面,应更关注过程公平,以弥补传统公平原则规制新兴避税问题的局限性,而这正是税收实质公平的核心内涵,通过与追求结果公平的传统公平税收原则相互作用,最终在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协调,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传统的税收效率原则侧重于避免税收对资源配置造成扭曲。任何干预市场决策、偏离税收中性的税收政策被视为违背该原则。这构成一种静态意义上的税收效率观。但这一观念已难以满足目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新质生产力旨在通过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这个过程虽然充满不确定性、高风险性与长周期性,但将产生知识溢出与产业生态塑造等一系列正外部性,惠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而这些外部性却不会经过市场任何交易,不能获得应有的报酬。税收效率原则不仅要求通过税制设计降低税收对经济决策的干扰作用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更要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此,为补偿这些要素创新的成本与面临的风险,并继续激励创新产生外溢效应,应当转变传统的静态税收效率观,适用动态税收效率观。该原则旨在强调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和塑造作用,进一步将效率的内涵从传统的静态资源配置和行政成本最小化,扩展至对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结构调整能力的考量,要求对要素创新实施优惠税收政策,促进其最大程度释放发展潜能。例如,对研发活动给予高额的税收抵免,这一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税收收入损失与资源错配,但从长期看能够极大地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经济效率,涵养税源,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在2021年12月6日主持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在税法领域,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应当坚守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统筹发展原则。

  该原则主张将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进行全面统筹和协调发展,其要求税法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解释税法时秉持系统性思维,兼顾全球税改趋势、国内税收法治水平、国外的税收实践以及全球税收治理、国际税收竞争等国际背景和外部因素。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与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已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与要素配置体系之中。

  随着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核心要素的流动性与全球化属性日益增强,要完善我国税法以赋能这些要素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必须秉持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原则,主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实践,以实现内外规则互联互通互认,以更高水平的法治化、国际化税收环境,吸引和汇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服务于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当前,诸多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均已以要素赋能为核心,对本国税收制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将立足本国发展阶段与战略目标,对域外税制的调整改革进行借鉴参考,坚持分要素、有重点地推进国际先进税收制度与国内税法体系深度融合,实现本土化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二,促进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相协调。我国通过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赋能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核心要素发展,能够有效激发创新活力,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然而,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OECD主导的全球最低税改革,正对各国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税收政策形成实质性约束。

  严格落实法律协调原则,审慎协调国内激励政策与国际税改要求,将是保障我国新质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我国税收主权与政策有效性的现实要求。全球最低税规则的核心是通过设定15%的全球最低有效税率,对跨国企业在其运营的每个税收管辖区补征差额税款。

  这意味着如果我国为吸引高新技术投资、鼓励研发而出台优惠政策,将某一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降至15%以下,在支柱二规则下,该企业的最终控股母公司所在国将有权对该企业征收补足税至其有效税率达到15%。这将导致我国通过研发优惠让渡的税收利益流入其他国家国库,使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遭到侵蚀,并损害国家税收主权利益。有鉴于此,为捍卫国家税收主权、维护税收核心利益,亟需构建统筹协调的制度格局,协同推进国内税法、国际税法与涉外税法的体系化建设。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相生,被誉为税法上的“帝王原则”。该原则的核心内涵在于,税收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且税款必须严格依法征收。这绝非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法律要求,其本质是为国家征税权和私人财产权划定清晰的边界,为纳税人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税法规则,是推动优良营商环境建设的必然要求。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税收法定原则发挥以下作用:

  首先,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提供优惠保证。当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创投基金税收支持等关键激励政策,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被上升为法律时,其便不再是可能随时变更的行政性优惠,而成为具有法律权威的长期制度承诺。这种法律稳定性能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鼓励其进行长期战略性布局,而非追求短期税收套利。

  其次,整合与优化创新激励政策,提升税法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当前,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从中央到地方可能出台各类税收支持措施。若缺乏法律层面的统筹与规范,容易导致政策碎片化、地域间不当竞争,甚至引发规则冲突,反而扭曲资源配置。通过税收法定程序,可以将散见于各类规范性文件中的有效激励措施进行系统梳理、评估与整合,形成内在协调、导向清晰的法律化激励体系。这能够防止激励政策的泛化与滥用,确保税收优惠精准赋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发展。

  最后,促进塑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往往倾向于流向法治健全、规则透明、权益保障机制健全的司法管辖区。一国严格践行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其国内税法规则公开透明,征税行为规范可预期,并且具备公正的司法救济渠道。我国在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将有助于吸引全球高质量生产要素流入,促进我国在全球要素争夺战中,形成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强势吸引力。

  为了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有必要在与当前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推动中国税法制度的转型升级,构建有利于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活力迸发的税法制度。

  中国应构建促进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税法制度,在提高外资吸引力的同时降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负担,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外资作为中国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资金支持,如何在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地吸引利用外资的同时,适应和遵守国际税改新标准,是中国在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对此,中国在构建吸引外资的税收制度时,应当注意国际税改对国内税改的限制和影响,确保国内税改的目标和措施不违反国际税改的标准或被其抵消,从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目前,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不同类型税收优惠的影响不同。例如,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的免税期、优惠税率、加计扣除、税额抵免、技术转让所得减免税等优惠类型将受到全球最低税改革较大的影响,而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直接费用化和加速折旧、非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则基本不会受到全球最低税改革影响或者受影响程度较小。

  中国应根据不同税收优惠受到影响的程度差异采取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将受全球最低税改革影响较大的高风险税收优惠转换为中低风险税收优惠。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全面履行全球最低税改革施加的义务,而且对于中国进一步稳定和吸引外资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意义重大。

  为提高对外投资积极性,中国应加快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2020年以来,中国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先行试点参股免税制度,对在上述区域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试点是中国探索有限属地税制的重要举措,有助于降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汇回境外利润的税收壁垒。

  然而,中国现行参股免税试点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作为试点措施,现行参股免税政策仅适用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特定区域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行业范围来看受益范围均较窄。

  从适用条件来看,现行参股免税政策对持股比例的要求为20%,既高于世界上10%的通行比例,也高于全球最低税对于参股免税制度规定的10%的持股比例要求,进一步限缩了这一制度的受益范围。同时,现行参股免税制度并未规定最低持股时间要求,不符合全球最低税规定的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条件。

  为此,中国有必要修改《企业所得税法》将参股免税制度向全国推广,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鼓励类行业,并参照国际通行实践和全球最低税的要求,将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分别设置为10%和1年。

  完善针对高端紧缺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构建汇聚全球高端紧缺人才要素的税法制度,对提高科研人员研发积极性,引导更多优质人才流入科研领域,推动中国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中国可以扩大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所适用的地域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某些特殊经济发展区域,而是针对全国各地,确保税法制度的公平性。中国以往的区域税收改革试点大多是向国家争取税收优惠以保障、促进自身发展,但这往往会形成税收洼地,在区域内外的纳税人之间产生不公正待遇,不利于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难以在全国形成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合力。

  因此,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试点应改变以往争优惠权的模式,针对国内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注重制度设计的可复制性,符合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充分体现公平性、规范性和普适性,以便在取得经验后能够无障碍地推广到全国范围内普及实施。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应摒弃争优惠权的属性定位,而应作为构建汇聚全球高端紧缺人才要素的税制的试点举措,着力解决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因此,中国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时通过修改税收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通过“破立循环”在制度上不断推陈出新,持续实现制度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中国可以扩大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使其不限于境外高端紧缺人才,符合条件的境内高端紧缺人才也可以适用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中国未来在构建汇聚全球高端紧缺人才要素的税法制度时,应更加兼顾税制的公平性,在吸引境外人才和培养自主人才之间实现平衡,促进高端人才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集群区域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构建全国统一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大市场,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持。

  第一,中国可针对高端紧缺人才的工资、奖金及其他所得,免征或按比例免征个人所得税或构建税额抵免制度,允许在一定额度内抵免当年的应纳税额。从域外经验看,土耳其、爱尔兰等国均采取了这类措施,有效降低了高端紧缺人才的税收负担。

  这类措施简便易行,不会增加科研人员纳税的遵从难度与个人所得税法的复杂性,为了增强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中国未来可借鉴此类措施,将其纳入个人所得税法框架中。例如,通过立法明确境内外高端紧缺人才从事国家鼓励类产业工作,取得的与之相关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15%的部分,可通过税额抵免或退税方式予以调节。

  在具体制度设计中,结合中国税收征管中以单位代扣代缴为主的现实,应由用人单位集中申报办理相关抵免或退税事项,以控制征管成本、提高个人纳税人的合规性。此外,关于高端紧缺人才的界定,中国还应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认定标准,谨防标准过高或过低导致无法发挥预期激励效用或造成国家税源流失。

  第二,中国可结合当前鼓励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导向,探索将研发费用扣除机制由企业所得税领域适度延伸至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纳税人。从克罗地亚、中国台湾地区等地的实践来看,这类措施有助于激发自主研发个体的创造力与创新潜力,为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赋能。对此,中国未来可以允许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在其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合理发生的研发支出。

  同时,鉴于中国个人纳税人整体会计核算能力相对有限,且税收征管中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引入该项优惠需以严格的前置条件为基础,例如,要求纳税人建立规范账簿、能够准确归集研发费用,并接受必要的税务审查。为控制制度风险,防范通过虚构研发支出进行骗税的行为,立法上还应明确研发费用的具体范围、归集方法及扣除标准,并建立相应的信息披露与事后核查机制。

  就技术要素而言,中国应构建鼓励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税法制度,以推动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体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目前,中国现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虽已实现制度性优化,但在全球最低税规则下仍面临规则兼容性不足的问题,若不调整优惠形式,可能在国际研发资源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推动下,OECD将发达国家更为常见的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和可转让税收抵免视为全球最低税的有效税率的分母而非分子,故这两种税收优惠受到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加计扣除。随着全球最低税进入转化实施阶段,许多国家(如美国、瑞士)已开始转向通过合格可退还或可转让税收抵免促进研发。

  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及美国、瑞士等国运用合格可退还税收抵免促进研发的趋势,适时对优惠形式进行转换调整,以更具有效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重点支持的业务类型,增强研发型税收优惠的针对性。澳门特别行政区2021年通过第1/2021号法律《从事科技创新业务的税务优惠制度》,规定对从事科技创新业务的企业提供税务上的支持,其中科技创新业务指的是创新发明或以创新方式将科学知识、技术或工艺应用在产品制造或服务提供方面的业务,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中医药、节能环保、海洋工程、营养等领域的业务或有关该等领域的创新发明,还规定设立税收优惠的评审委员会,在一定年限内对获批税收优惠的企业进行复核。

  这一规定将给予税收优惠的科技创新行业以及创新的方式都进行了法定化,并引入评审委员会机制,有利于避免企业滥用税收优惠,维护税法的正当激励效用。我国在制定研发型税收优惠政策时,也应当在国家现行重点扶持行业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税收政策支持业务,增强税收优惠的激励导向性,最大程度发挥税收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作用,为国家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专利盒税制是一种对企业来自知识产权的收入实行较低的优惠税率、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研发应用力度进而带动区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政策。目前欧盟成员国中就有13个实施了专利盒税制,且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3年欧洲创新记分牌》,创新得分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国家中,有超过半数的国家实施了专利盒税制。相较而言,中国现行税收优惠制度更侧重于研发环节激励,对研发成果的后续转化与应用激励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激励链条的完整性。

  为顺应国际税改趋势,提升激励核心技术研发应用的效果,我国有必要引进专利盒税制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结合国际先进经验与我国国情,我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专利盒税制的设计,使其与我国现有税制有效衔接,形成完善的鼓励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应用的税法制度:

  其一,对于专利盒税制下的合格知识产权范围,我国应聚焦于专利权、著作权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知识产权,体现我国对于激励关键技术研发应用的政策导向性。目前各国专利盒税制下的合格知识产权种类规定不一,存在一些本土特色的规定。我国目前的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知识产权范围较广,起到的是对于一般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的激励作用,对于核心技术成果的针对性激励则有所欠缺。因此,若引入专利盒税制,有必要聚焦于更高层次的知识产权研发应用激励,致力于推动关键技术的发展和突破。

  其二,建议我国结合国际税改动向,设计符合国际趋势且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专利盒税制。

  一方面,我国应当采取经合组织提出的“关联法”对经济实质进行认定。针对专利盒税制容易导致跨国企业通过转移知识产权收入避税等有害税收实践的弊端,经合组织《2015年最终报告》提出采用“关联法”来认定创造知识产权的实质性研发活动与相关税收优惠之间的联系。

  这一规则设计与中国近年来强化“实质重于形式”的反避税导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具备较好的制度衔接基础。因此,建议我国采用该方法,加强对实质性因素的政策要求,仅对源自企业自身从事实际创新研发活动所形成知识产权且应用该知识产权所获收入给予税收优惠待遇。

  另一方面,应当审慎考虑其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评估全球最低税改革对专利盒税制造成的影响,合理把握优惠力度,避免过度依赖低税率工具,同时辅之以与全球最低税规则相协调的配套制度安排,例如,引入合格国内补足税机制、优化税收激励的实现方式,或结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可退款税收抵免等与全球最低税更兼容的政策工具,从而在维护税收主权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提下,确保专利盒税制仍能对创新活动和高质量投资发挥实质性激励作用。

  数据作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是数字时代的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已成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驱动力。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针对数据要素相关的税制做出调整,构建一套更加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特征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安排,具体安排如下:

  其一,明确数据资产的税法定义和确认标准。从税法定义来看,数据资产应界定为“特定主体持有的、能进行货币计量的且能带来经济利益或社会效益的数据资源”,与国家数据局规定一致,体现其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创造功能,推动税法与会计处理在数据资产计量基础上的一致性。

  从确认标准来看,计税基础的确定需严格遵循“实际成本核算原则”。外购数据资源的计税基础应包含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数据达到预定用途的脱敏、清洗、标注等加工费用,还有数据权属鉴证、安全管理等必要支出。内部形成的数据资源,如自主研发的用户行为数据集,其计税基础则涵盖研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人员工资、设备折旧、技术服务费等可归集的成本,严禁将评估作价、市场估值等非实际发生金额纳入计税基础。

  正如2025年12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2025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5〕33号)提出,企业应当以成本计量内部形成或外购的数据资源,并加强数据资源相关成本管理,夯实数据资源成本核算基础,不得将以评估等方式得出的金额直接作为入账和调账的依据。这将为数据资产的课税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

  其二,制定数据资产摊销的特殊规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67条的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且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

  然而,数据资产具有周期短、迭代快的特点,传统10年摊销期限难以适应数据资产快速更新迭代的特性。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第7条的规定,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鉴于数据资产与软件资产在技术特性上的相似性,建议将数据资产的最低摊销期限设为2年。

  这种处理既能合理反映数据资产的实际使用寿命特征,又能避免过长摊销期限带来的税负增加,从而激励企业加大数据要素投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此外,税法可以参考《暂行规定》中对数据资源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估计方法,允许企业根据数据资产的更新频率和时效性进行加速摊销。

  其三,完善数据资产交易环节的课税制度。数据资产的高效流通是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针对数据资产交易的特殊性,税法应当明晰数据资产交易的纳税主体。根据《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财资〔2023〕141号)中明晰数据资产权责关系的规定,应当落实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权利分置要求。

  建议将“持有权”作为纳税人识别的依据,遵循经济实质原则,结合交易合同、支付单据等法律文件来判断实际持有权的转移情况以最终确定纳税人。税法还应当明确规定交易价格的具体方法、应税所得的核算原则,以及跨境数据交易税收规则。

  其四,制定数据资产相关支出的税前扣除规定。参考《暂行规定》中对数据资源获取、加工成本的规定,税法层面应当明确数据采集、脱敏、清洗、标注、整合、分析、可视化等环节所涉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准确反映企业在数据要素投入的实际成本。此类支出的合理扣除,有助于降低企业数据资产化的税收成本,推动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其五,考虑设立针对数据要素的专门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支持数据市场这一新兴市场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为了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利用,有必要在现有税制框架下引入针对数据要素市场的税收优惠措施。例如,对于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应用的企业,参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做法,给予数据资产相关支出一定比例的加计扣除。

  另外,对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处理服务等新兴业态,可以考虑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增值税减免或所得税优惠,以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市场。特别是对于企业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可以考虑采用优惠税率或免税政策,以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

  此外,考虑到数据资产管理的复杂性和新颖性,税法制度的完善应当采取渐进式方法。可以先在部分地区或行业进行试点,待积累足够经验后再推广到全国。同时,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与其他相关政策协同,如数据产权制度、数据交易规则等,以构建一个全面支持数据要素流通的制度环境。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充分发挥税收作为市场调节手段的工具性价值,以顺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水平财税规则,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树立以“要素赋能”为导向的税法立法理念,推进制度创新,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新一轮改革应以新质生产力的要素赋能为重心,促进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核心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进一步健全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税收制度,实现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吸引集聚高端人才,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税收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拉开帷幕。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统筹推进国内税收法治和涉外税收法治。随着全球最低税并行安排的落地,中国在针对新质生产力的税收优惠方面拥有了更多主动权。税法立法理念和制度创新必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税收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使改革成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并助力“一带一路”经济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