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您所言,就经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来看,国际贸易其实更多是企业间或产业链的内部关系,全球城市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挥作用,而且全球城市会弱化原有国家间的界限,但是一般我们讲国际贸易时都会带上国家主权概念,就像现在谈中美贸易摩擦基本就回到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那么,上海未来在走向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从国家边界、机制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周振华:客观上来讲,尽管跨国公司有很长足的发展,规模、数量越来越大,掌握的资产越来越多,但是国家主权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涉及到两者关系的程度问题。一般情况下,国家也要迎合跨国公司的发展要求,比如搞“零关税、零障碍、领补贴”就是这个道理,“三零”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国家主权”的作用降到最低,从而便利投资贸易,而投资贸易的主体不是国家是跨国公司。当然这其中牵扯到有的国家跨国公司多,有的国家跨国公司少,有时候国家主权需要稍微体现出来。
美国以前为什么大力推进WTO或双边、区域性贸易协定等,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多,这些政策让投资贸易更便利。但当它感觉影响到自己国家经济、就业等问题时,就会突出国家主权的议题,其实这是不利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贸易活动,因为干扰了原来的生产链。
中国现在不讲“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而是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因为这是历史的趋势。某种程度上,国家的干扰,提高关税设置障碍,最终并不利于全球资源配置。
从更合理地进行全球资源配置角度来讲,肯定是要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我在书里面也专门分析过,全球化的命运决定全球城市的命运,因为后者是前者的产物,如果没有全球化,那么也就不需要全球城市了。根据现在分析,不管哪种贸易摩擦,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全球化,因为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实现快速经济起飞,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再比如过去讲的“亚洲四小龙”,如果不是借助于全球化,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不借助全球化,封闭起来搞改革,再怎么改也摆脱不了发展陷阱,还是缺乏资金技术,仅靠自力更生,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绝大部分贫困问题。所以,推进全球化是潮流也是趋势。设置障碍可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全球化有影响、使其进程稍微减缓甚至停顿一下,但阻挡不了。
时至今日,全球化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原材料制成品和大宗商品,其次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特别在直接投资方面。现在很多服务领域进入全球化,服务贸易增长迅速。服务本身是很难贸易的,因为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步的,所以一定要在某个地方进行,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服务贸易、尤其是新型服务逐渐拓展,像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业、科研技术、跨境信息数据等。这恰好说明全球城市还将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以前中国是融入全球化,现在不仅要融入还要开始引领,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可以说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一种方式,而且随着将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技术越来越提高,还会继续延伸。
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是走向世界经济中心,都意味着中国的真正崛起一定会引领和主导全球化。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体量会进一步上升,这种情况下不引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这不像小国家,不一定要引领全球化,只要借着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起来就可以。所以,更加凸显出中国要有自己的全球城市,能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几个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点。
观察者网:您早在十几年前就把全球城市这个想法引进国内并组织讨论、建言献策,其实从现在上海刚确立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来看,当时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分享一些当时在建言过程中遇到的例子吗?
周振华: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漫长的。首先自己要把这个理论吃透,结合中国实际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根据上海的发展情况用通俗的语言向别人宣传。如果完全照搬,别人肯定是听不进去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全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到底什么区别,有人当时也问了,如果一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在玩概念游戏。
但要向外界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也是困难的过程,例如这与过去的提法区别在哪里,核心功能是什么,今后面临的路径又是什么,如何构建全球城市四梁八柱和提升城市能级等等。所以后来在两本学术性论著的基础上,最近又做了一个简明读本,主要是把很多概念用更通俗的语言叙述,并以一个个小问题的方式单独列出来解答。
而且我主张用全球城市这个概念,也为了创造一个国际化语境,现在和外国人进行学术讨论或政府间交流时,比较通行的是讲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大家都知道其特定涵义,是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反映了当下城市发展的前沿。 否则,人家就不很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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