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更加稳定和运转良好的中美关系,就难以看到全球领导力的形成,也就不能解决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严重问题。
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加上中国政府在这之前就开展的历史性的经济改革,无论是在我们意见一致或不同的时候,我们两国政府都通过共同的努力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促进了两国商业关系的发展。
美国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历届美国总统,包括我曾在其下任职的乔治·布什总统,都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益。
美国商界是促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伙伴,特别是在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方面,正是美国公司有力地证明了该协议的实际好处,并成功地说服了众多质疑者。
在美中关系最具挑战性的时期,商界的支持一直是克服两国政府间紧张和不信任的核心要素。
此外,我们还找到了各种办法,确保商界在我们的双边对话机制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比如建立商贸联委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及后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不幸的是,今天没有类似的对话机制,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严重缺陷。现在,我们两国政府迫切需要听取来自不同领域的公司、学者和专家的意见,以便更好地理解恢复和维持双边商业关系和强劲的中美经济所必须应对的挑战。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两国的官员需要了解关税和投资限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以及这些行为或仅仅威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贸易谈判人员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增加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准入,限制过度使用国家安全来限制投资流动,以及根据世贸组织制定的规则提高我们经济的开放程度。
作为往届美中贸易谈判的参与者,我亲眼见证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多么的困难。
此外,尽管中美两国都有主张将两国经济更广泛地“脱钩”作为一种可接受的、甚至是可取的结果的声音,但美国和中国的企业界和专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药方”将比“疾病”更糟糕。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关系更具竞争性,而且我们两国都有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但这并不能排除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往来。
事实上,政府官员在优先考虑什么是最优政策的时候,不仅应该为了相互竞争关系下的国家利益,也应该是为了全球稳定。(他们需要知道)目前中美间的相互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将涉及到艰难的选择,我赞扬今天在座的政府官员,他们辛勤工作,对当前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治理,促进中国的持续开放,并呼吁世贸组织的改革。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该肯定和赞扬一些开放的积极例子。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政府采取行动,通过以下方式增加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机会:
为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机会,而不是对这个至关重要、充满活力的市场施加限制。进步的政府政策有利于外国投资者,有利于贸易关系,有利于中国经济,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正如我们在开始时提到的那样,中美之间传统观念受到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讲述新故事提供了契机。新旧交替时期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促使政策制定者最大化实现创新、增长和福利。
政府有责任制定促进国家整体利益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但是我们必须继续督促我们的领导人在开展这一工作时保持与商界密切的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打破供应链或针对技术合作和投资流动的限制。
我呼吁在座各位继续积极推动我们各国政府去探寻打破壁垒的路径,加强建立诸如世贸组织这样的关键性治理机构,促进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强调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发声并更加主动地为决策者提供基于现实的视角,支持他们制定新的战略以确保国际贸易得以公平进行,在促进创新和开放与减缓国家安全顾虑之间达到正确的平衡。
我将继续敦促美国和中国政府拒绝保护主义,推动信任重建,摆脱相互之间破坏性的贸易恶性循环。
外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通过在中国的投资、合作、经营,为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尽管美中贸易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但这一关系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值得我们全力支持。
我们必须敦促两国政府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达成贸易协定也许只是恢复信任的开始,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将要求我们的领导人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妥协,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做出务实的解决方案。
我在开始发言时说,在过去40年里,美中经济合作帮助减少了壁垒,创造了更可预测的投资环境,推动了全球增长。
今天,美国和中国政府找到恢复双边贸易关系稳定的途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全球领导者,必须共同努力、改革和振兴世贸组织、恢复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活力。
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再次召集这样了不起的一组官员、专家和商业领袖来讨论这些重要问题表示赞赏,期待接下来我们的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