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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中期策略 货币环境展望:范式与定式
发布时间:2026-07-20
 总结来看,下半年国内货币环境预计是流动性中性偏宽、信贷社融收缩斜率放缓、货币供给增速有韧性的组合,与上半年相比并无实质性差异;下半年更关键的变量是财政与准财政的落地。在其未落地前,固投与融资需求的修复始终存在想象空间。对权益资产而言,全球流动性的波动弹性要显著大于国内。在财政“浅U”修复的假设下,建议适度推动资产均衡化配置。  货币是资产定价的重要坐标。传统研究范式下,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调控信贷

  总结来看,下半年国内货币环境预计是流动性中性偏宽、信贷社融收缩斜率放缓、货币供给增速有韧性的组合,与上半年相比并无实质性差异;下半年更关键的变量是财政与准财政的落地。在其未落地前,固投与融资需求的修复始终存在想象空间。对权益资产而言,全球流动性的波动弹性要显著大于国内。在财政“浅U”修复的假设下,建议适度推动资产均衡化配置。

  货币是资产定价的重要坐标。传统研究范式下,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调控信贷与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内外均衡,投资者则根据增长、通胀、信贷、社融等总量指标变化倒推政策节奏,进而辅助资产择时:政策落地前博弈宽松、政策落地后交易复苏。金融市场上的“信贷(M1)定买卖”、“稳增长买入”等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范式。

  我们以经济下行、央行稳增长为例展开介绍传统货币分析范式:在名义增长回落时,政策进入稳增长模式。稳增长需要带动内需,而内需包括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制造业投资一般是顺周期特征,需要在经济好起来之后顺势好转;基建地产投资有更强的逆周期属性,是名义增长下行期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基建地产投资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度高,需要央行宽信用配合。央行宽信用多从量价两个维度出发。量的维度是通过降准、MLF与结构性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由于降准具有低成本、长期限、高覆盖面与提振预期等优势更有助于总量扩张,因此央行更偏好降准;价的维度是通过降息+压低贷款风险溢价的方式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在政策量价两个维度的作用下,通过基建地产产业链的传递,信用环境多数在货币宽松2-3个季度之后迎来改善(1年期FR007利率互换领先信贷脉冲2-3个季度),而信用环境改善2-3个季度之后,又会迎来价格周期回升与名义增长修复(信贷脉冲领先PPI周期2-3个季度)。

  这一框架下,投资者可以先根据名义增长与金融数据的变化来推测央行降准降息的节奏,博弈宽松;在政策落地后,根据M1/信贷脉冲等金融指标的变化来预判盈利周期的拐点,进而对权益资产进行择时,沪深300指数估值与M1/信贷脉冲由此形成了较好的正相关性。

  然而,近年来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升级,显著削弱了传统范式的适用性:其一,货币政策目标上“重结构轻总量”,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好五篇大文章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总量变化引发宽松的阈值明显升高,债券资产更多在交易流动性、供需关系、及机构行为,权益资产亦不再视宽松为强刺激的发令枪,宽松交易逐渐淡化;其二,货币政策调控“重利率轻数量”,利率曲线管理愈发重要,信贷总量在“需求偏弱+政策淡化”双重影响下失去上行弹性。于是利率在弱信贷(资产荒)与利率曲线管理(利率比价)的矛盾中缓慢下行或窄幅波动;权益资产由于复苏交易的坐标缺失,逐渐偏向于“产业趋势交易”。简单理解,传统范式下从货币政策到权益市场的链条为“货币政策→信贷扩张→总需求→企业盈利→权益市场”;新的范式下的传递链条为“经济战略→产业政策→财政/货币结合引导地方政府资源配置和企业创新→产业预期→权益市场”。

  关于政策目标重结构轻总量,我们在前期报告《货币政策新特征及其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有过较为详尽的阐述。从转变原因上看,货币政策要服务于顶层设计,在淡化经济增速强调发展质量的路径下,货币政策会随之变得更加强调结构与战略性目标;从政策操作来看,结构性工具种类、规模在明显增多、升高,信贷工作持续强调做好五篇大文章,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内需、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从政策影响来看,基于总量变化推测政策节奏的经验规律失效,总量变化引致宽松的阈值明显抬升,政策利率调整相对缓慢更加滞后于经济,而市场利率尤其是长端利率定价锚定总量同步经济变化,所以市场利率尤其是长端利率变化会快于政策利率,期限利差(市场利率-政策利率)被压缩,由于政策更多锚定结构、淡化总量,宽松成为托底经济的手段,权益资产也不再将政策操作视为强刺激与大水漫灌的信号,也越来越少交易宽松。

  关于政策调控重利率轻数量,我们在前期报告《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变化:原因、特征与影响》中有过较为详尽的阐述。从转变原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产品创新,央行对货币供给的管控力可能减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结构升级,传统数量调控的载体—土地经济对经济的贡献减弱,数量调控的效率在下降;从政策操作来看,成熟的利率调控需要清晰的政策利率,需要顺畅的政策利率向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市场利率传导机制,需要微观主体预算硬约束能根据利率变化及时调整投资消费行为,2023年之后央行通过改革强化了7天逆回购利率的政策利率地位,通过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构建更窄的利率走廊、规范手工补息等方式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中央通过国企改革、化债等方式推动微观主体预算硬化,初步构建起利率调控的框架;从政策影响来看,未来央行更多通过调控利率来影响经济,利率曲线管理会更加重要与频繁,信贷总量的逆周期调节特征会减弱,叠加需求偏弱,信贷总量向上弹性会较低,金融机构扩表会更加依赖债券与同业资产,这有助于利率中枢下行,但为保持合理的利率比价强化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央行又会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偏离政策利率,约束利率中枢的下行,利率在两方矛盾下可能在低位震荡或在反复拉扯中缓慢下行。对权益资产而言,随着信贷总量弹性减弱,与之深度绑定的顺周期资产弹性也在减弱,不确定性增加,市场或偏向有确定性的红利资产,或偏向有收益弹性的科技类资产。

  基于新的范式,我们能较好理解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特征与资产价格表现。2026年1-2月,货币政策协同财政政策支持“十五五”开局,结构性工具降价增量,支持高质量发展;3-5月,传统部门面临上游成本压力,增长动能边际转弱。但出口与新经济部门强势,货币政策锚定结构、保持定力;6月,海外地缘冲突逐步明朗,央行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收窄利率走廊,加速向利率调控转型。简单来看,上半年狭义流动性保持偏宽格局,但总量特征相对平淡、市场关于进一步宽松的预期较弱,10年国债利率随着传统部门融资需求收缩有所下行但未突破1.7%的关键点位;股票结构分化,顺周期与科技资产分化加大。

  1-2月货币政策较积极。一是利用买断式逆回购、MLF等工具净投放中长期流动性超过2万亿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碳减排支持工具、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我们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2025年下半年经济存在短周期压力,另一方面是落地去年末工作会议精神,协同财政为十五五规划取得良好开局。

  3月之后经济高开得到确认,货币政策操作回归常态。由于同期狭义流动性偏宽,市场利率向下偏离接近利率走廊下限,央行买断式逆回购、MLF操作转向净回笼,削峰填谷;期间海外出现地缘冲突,原油价格升高,影响部分企业生产与资本开支意愿,叠加财政减速,增长动能逐步回落,但货币政策保持政策定力,未做更多逆周期调节操作。

  6月随着冗余流动性被央行持续回笼,市场利率回归政策利率附近,央行买断式逆回购、MLF操作重新转为净投放,海外地缘冲突逐步明朗,油价冲击也在减弱,制造业回补需求初步企稳,货币政策着手完善政策框架,在6月下旬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收敛利率走廊区间,其目的在于降低市场利率波动,更好发挥利率调控功能。

  上半年尽管狭义流动性保持宽松,但市场非但没有就此线性外推交易宽松,反而担忧宽松的持续性,债券市场投资者更多采用杠杆与票息策略,压缩套息空间与信用利差,对久期策略较为谨慎,10年国债利率与30年国债利率波动下行但降幅有限,守住了1.7%与2.2%的关键位置,期限利差成为市场为数不多的价值洼地。权益市场则延续去年以来的结构性行情,科技类资产明显跑赢顺周期资产。

  范式虽然已经变化,但从年内来看,上下半年可能会维持一定的“定式”。上半年GDP已大概率落在年度目标之内;但分布上二季度增速不及一季度。7月初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同时强调“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及“供强需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即不存在系统性压力、但存在结构性不足。这种情况和年初面临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所以我们预计后续货币政策仍大概率“延续宽松定调+结构性动作为主”。从政策手段来看,狭义与广义财政后续仍有空间,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准财政手段也在落地过程中,货币政策触及宽松阈值引致降息的概率偏低。降准在近两年都与其他逆周期举措同步以最大化政策效果,若只是为银行补充长期流动性,央行大概率会选择买断式逆回购、MLF、买卖国债等常规工具。

  若从经验数据来看,通胀是政策利率调整的重要坐标,PPI下行周期与降息周期基本重合,下半年考虑到基数、内需等因素的变化,PPI中枢可能会有所回落,理论上这会增加降息的概率。

  但如前所述,政策宽松阈值已经拔高,PPI回落的幅度是否会触发降息存在不确定性。从2023年以来的政策操作来看,降息多发生在增长超预期回落、外生冲击、金融市场超预期波动的环境之下,比如2024年年初权益资产大幅波动,央行降准+结构性降息;2024年三季度增长与风偏持续回落,央行降息;2025年二季度关税冲击,央行降息。下半年出口可能继续保持韧性,财政与准财政可能加力推动固投修复,全年增长4.5%-5%的目标实现难度有限,稳增长压力升高触发降息的概率偏低;在海外地缘冲突反复、全球加息预期升温、科技类资产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外生冲击与国内金融市场波动使政策再度进入稳预期稳市场模式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反而更值得关注。

  市场对降准的预期相较于降息会略高一些,主要逻辑有两点:一是协同财政准财政落地提供流动性支持;二是MLF到期高峰置换MLF。但我们理解降准也具有一定的逆周期属性,在近些年更多是与降息协同使用,协同财政提供流动性以及MLF到期形成的流动性缺口都可用常规工具来满足,并不是降准的充要条件。所以若认为降息概率偏低,对降准也不宜有过高预期。

  流动性此前多被市场视为政策态度的映射,根源在于旧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数量调控为主导。在此框架下,央行需通过调节基础货币来间接影响信贷,基础货币的供需变化进而引发市场利率的波动。但从新的范式看,随着政策框架逐步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政策态度的表达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同海外成熟央行那样,政策信号将更多通过政策利率来传递。相应地,狭义流动性所隐含的政策信号意义将持续弱化。未来,市场利率在大部分时间内将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对政策利率的阶段性偏离主要源于超预期冲击,且这类偏离将被利率走廊有效吸收与约束。

  在2020年之前,央行利率调控框架未完全成型,市场利率缺乏参考锚,其波动受信贷与货币目标牵引,若信贷与货币增速目标较高,央行需大幅投放基础货币推动银行扩表,市场利率会因为短期流动性供给大幅扩张而明显下降;反之会收敛。

  在2020之后,利率调控转型加速,央行提出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附近波动,市场利率在大部分时候会锚定政策利率,其中枢的变化主要出现在三种情景下:一是政策利率调整;二是政策利率无法调整但又需要传递政策信号,比如2025年一季度纠偏市场宽松预期稳定利率阶段性抬升了DR001与DR007中枢;三是出现了外生的超预期冲击,比如2020年2月至5月、2022年4月至8月。今年3-5月DR001中枢向下偏离政策利率大约10-20BP,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后两种情景的复合结果,既受到地缘冲突、重大项目开工偏慢导致融资需求超预期回落的影响,也体现了央行偏宽的政策姿态。

  再往后,利率调控转型进一步加速,框架进一步完善,市场利率会更加紧密的贴合在政策利率附近,央行传递政策态度会更多通过政策利率与政策指引的变化,市场利率隐含的政策信号意义会进一步减弱,超预期冲击对其影响会被利率走廊所吸收,对政策利率的偏离会更加可控。

  就下半年而言,流动性大概率不如二季度宽松。一方面央行在3-5月已经显现出较强的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附近波动的政策姿态,隔夜逆回购的推出也给了央行更多精准调控市场利率的工具;另一方面财政准财政加速落地,金融机构结构性资产荒的状况可能有所缓解。但考虑到增长K型分化、终端需求偏弱、资金空转套利空间收敛、汇率升值等因素,流动性也缺乏收敛的触发剂。预计下半年整体仍会中性偏宽,DR001中枢可能会略低于或持平于政策利率。

  从经验数据看,2023年之后,DR001以政策利率为中枢上下15BP波动的时段占比超过70%,仅有月末月初、流动性受到摩擦性等因素影响以及政策收敛等相对特殊时期,DR001才会超过上下15BP的区间。

  从机构视角看,二季度政府债发行进度放缓,信贷缩量,银行资产端可配置的信贷债券资产供给均偏少,而负债端在高出口汇率升值背景下有大量的结售汇盈余,资产少而负债充裕,资金融出意愿会偏强,流动性会异常宽松。进入下半年,主要的变化在于政府债发行会逐步加速,准财政落地带来新增投融资需求,银行缺资产感受可能会略好于二季度,资金融出规模和意愿可能会受到影响。

  从政策视角看,央行在二季度持续加大净回笼,向外传递出较强的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附近运行的信号,这意味着即便下半年机构仍有着超预期的资产荒感受,有超预期的资金融出规模和意愿,央行也会通过回笼基础货币的方式来约束银行扩表冲动。当然这种回笼主要目的是削峰填谷,强化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市场利率中枢较难趋势抬升。从近些年的经验看,仅当汇率有较强的贬值压力、防空转诉求较强、纠偏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动能显著回升等因素出现时,央行才会趋势收敛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大幅向上偏离政策利率。

  然后是信贷。前5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减少1.57万亿元,其背后既包含直接融资替代背景下,政策适度淡化信贷总量的导向,“全部信贷要保持过去的增速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也包含特定宏观线索的影响,如居民去杠杆、地方政府化债、高油价导致部分行业资本开支计划延后等。对于下半年来说,上述多数因素依然存在,但财政进度加快可能是一个边际变化,它在逻辑上会带来新增的投融资需求。尤其是中长期贷款,是广义财政效果有没有呈现的重要观测线索。从经验数据看,去年财政与准财政倾斜明显的经济大省,企业中长贷要明显好于其余省份。我们估计社融增速7月后可能会逐渐平稳,年末增速预计在7.2%-7.5%。

  2026年1-5月居民贷款减少6314亿元,是历史同期首次减少,居民部门在全国房价调整、收入与现金流预期较谨慎的背景下主动减少债务去杠杆。日本与美国经验显示,居民去杠杆行为会有惯性,居民债务由降转升的拐点要滞后于房价拐点大约2-4年。

  2026年1-5月EPMI贷款难度指数(12MMA)抬升了1.2pct,新兴产业贷款难度在今年有所升高,其中原因可能在于政策淡化信贷总量要求后,银行有更多余力防范信用风险,积极应对不良风险,信贷审批投放更加审慎。

  2026年1-5月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在3%-3.1%,3年AA+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低于1.9%,以此估算企业发债融资成本要比贷款至少低110BP。与之对应的是,今年1-5月企业贷款同比少增1700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578亿元。在政策重视稳息差、LPR保持不变的情景下,企业贷款利率较难明显下行,对大部分企业而言发债依然会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直接融资对信贷的替代可能会延续。

  2026年上市国股行贷款到期规模为63万亿元,同比增加了大约6.9万亿元,其中上半年同比增加5.3万亿元,下半年同比增加1.6万亿元。

  2026年上半年政策行负债(PSL+政策性金融债)净偿还了3571亿元,同比多还5509亿元,这表明主要用于支持重大项目的政策行贷款增量有限,重大项目开工节奏有待加快。

  2025年四季度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下发,主要用于支持经济大省撬动投资;我们以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等7个省市作为代表,这些省市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在今年一季度多增了9507亿元,其余受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力度偏弱的省市合计同比少增1万亿元,显示政策性金融工具确实对贷款形成了明显的撬动作用;今年下半年尚有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待落地,若能三季度投入至项目,下半年企业中长贷应会有一定支撑。

  M1周期在经验上与社融周期基本趋同,两者的驱动因素有较高的重合度,但今年上半年两者背离,M1增速明显强于社融,主要支撑在于:(1)高出口+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结售汇顺差较高带来较多活期存款;(2)居民风偏修复更多定存转为活期寻找投资机会。下半年这两个因素可能仍有一定的延续性,对冲融资收缩的不利影响,其中出口受益于海外AI密集资本开支、南方国家工业化等;居民实际定存利率(1年定存利率-CPI同比)降至负值后会有更强的提高收益弹性诉求,可能继续减配定存,M1增速可能较社融更有韧性,年末可能在4%-5%。

  M1增速可拆解为海外部门拉动(跨境资金净流入)、政府部门拉动(政府债-政府存款)、金融部门拉动(社融-政府债)与漏损(转为定存与非银存款等)四项,其中政府部门拉动+金融部门拉动基本等同于社融拉动,所以M1周期与社融周期有较强的趋同性。

  今年前5个月社融存量增速从8.3%降至7.7%,但M1增速从3.8%升至5.5%,两者明显背离,主要因为结售汇顺差同比扩张,海外部门拉动率升高(0.9pct);居民风偏修复,漏损明显减少(1.1pct)。

  下半年如前所述社融存量增速可能会继续放缓,下拉M1增速,但结汇与居民风偏修复也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从经验数据看,结汇周期与出口周期基本一致,居民实际定存利率(1年定存利率-CPI同比)与居民持有股债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有较高的负相关性,在通胀中枢高于定存利率的背景下,居民部门为保持币值稳定,会增加风险敞口,将定存更多转为股债资产,居民存款仍可能继续活性化,M1增速可能会延续韧性,应不会有显著的下降。

  M2由于影响因素繁杂更难预测,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是观察流动性的状态。在年度视角下,市场利率R001中枢与M2增速在近十五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负相关,其逻辑在于流动性宽松的年份,银行扩表约束弱,派生存款货币更多;在流动性宽松环境下,银行资负缺口也会偏小,银行债券发行等其他负债对M2的分流也会偏弱。而流动性如前所述,收敛风险偏低,市场利率中枢大概率低于2025年,以此推论M2增速应不会太低,预计在年末仍能保持在8%以上。

  基于存款性公司概览表拆解来看,今年前5个月M2增速的主要支撑有两项:一是结汇;二是银行债券发行同比少增,对M2增速的拖累减少了0.8pct。主要的下拉项是信贷与同业资产。

  下半年结汇依然可能保持较高增速,在结构性资产荒的背景下银行体系的资负缺口依然会较小,发行债券补缺口的诉求依然会偏低,但需注意的是去年下半年银行体系债券发行已经明显缩量,今年下半年即便银行发行债券规模较低,同比看也难对M2形成较明显的支撑,M2增速向上的弹性会受到约束。

  人民币国际化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中期趋势:一则我国贸易占全球比例升高、利率低位(跨境融资低成本)、美元信用弱化等有利条件累积;二则“十五五”时期明确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其中“建设强大的货币”隐含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三则政策加速推动人民币从贸易货币向投资与储备货币拓展。央行指出将推出一揽子政策支持香港金融中心建设,包括拓宽南向通额度与产品范围、提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与期限、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等。我们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会有三点影响:一则我国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度会逐步下降,经济的货币错配与汇兑风险会逐渐减弱;二则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从而为国内股债市场带来增量资金;三则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境内金融机构出海配置也会更加便捷,资产荒的体感也会减弱。

  7月7日在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潘功胜行长指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我们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规模和范围。将“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

  第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香港金融市场传统上以股票市场为主,债券、黄金、大宗商品、衍生品等金融子市场的发展潜力较大。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两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

  第三,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我们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

  第四,坚定维护香港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现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实力更加强大,外汇储备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中央将一如既往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安全提供充分支持和保障。

  总结来看,下半年国内货币环境预计是流动性中性偏宽、信贷社融收缩斜率放缓、货币供给增速有韧性的组合,与上半年相比并无实质性差异;下半年更关键的变量是财政与准财政的落地。在其未落地前,固投与融资需求的修复始终存在想象空间,宽松预期在新政策范式下又较难升温,利率中枢较难快速明显的下行,可能继续在低位震荡;在财政效果呈现出来后可能会有所回升。对权益资产而言,全球流动性的波动弹性要显著大于国内,其定价权重会相对更高一些,估计三季度不会有太大冲击,四季度会分歧加大;国内流动性基本稳定的背景下,边际定价因素同样是财政和准财政的节奏及其对信用环境的影响。在财政“浅U”修复的假设下,建议适度推动资产均衡化配置。

  对政策解读和理解不准确、不到位。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欧美经济下行风险超预期。海外地缘政治风险超预期。海外经济表现变化导致出口表现超预期或不及预期。财政政策力度超预期。货币政策力度超预期。地产压力上升幅度短期超预期,土地市场表现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