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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动态】裴长洪 徐航天: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水平提升的内涵与趋势
发布时间:2026-07-04
 本文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系统剖析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质变特征。文章立足“十四五”发展成效,提炼出内外循环切换、全球角色升级、开放视野拓展三大核心趋势,结合全球格局变革、全球南方崛起等时代背景,阐释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精准研判内外发展机遇与挑战,从贸易投资、制度型开放、平台升级、全球治理等维度,明确“十五五”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的实践路径,为我国深耕高水

  本文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系统剖析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质变特征。文章立足“十四五”发展成效,提炼出内外循环切换、全球角色升级、开放视野拓展三大核心趋势,结合全球格局变革、全球南方崛起等时代背景,阐释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精准研判内外发展机遇与挑战,从贸易投资、制度型开放、平台升级、全球治理等维度,明确“十五五”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的实践路径,为我国深耕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开放型经济”是中国式的标识性概念,它凝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发展,即中国生产力融入世界经济的深刻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其核心标志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持续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内涵在于习指出的“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这赋予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提升的新理念、新要求和新任务。本文总结了这一转变的三大趋势,解释了发生这种转变的内在原因、外部条件以及发展空间和价值取向,揭示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升的规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提升水平大有作为的时期,应遵循客观规律,在扩大数量规模、促进制度型开放的双向互动、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和改革不适应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发力,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蓝图,展现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水平提升的新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开放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体制不断提升和完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我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的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这充分表明,我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导向十分明确。

  “开放型经济”这一正式提法最早出现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及领导人相关论述始终沿用“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以此概括经济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实践以及各种商务活动,并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强化,逐渐成为中国式的标识性概念。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建设和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实现了显著扩张,而且出现了阶段性的、质的趋势性变化。分析论证这种质的趋势性变化,揭示其转化规律,对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十五五”期间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水平提升的内涵和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五”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变化与趋势实际上在“十四五”时期就已出现雏形。“十四五”时期,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新冠疫情冲击叠加的背景下,我国开放型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总体稳定,贸易和投资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开放体制由要素流动型逐步向规则制度型转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区域经贸协定升级形成协同推进格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齐头并进;各类开放平台加快数字化与专业化升级,多层级、立体化的全球合作网络初步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开放型经济正发生三大趋势性转变:一是发展动力由外循环主导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是国际角色由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向高举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旗帜的引领者转变;三是战略视野从聚焦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拓展为兼及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引领全球变革的国际维度。“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正是三大趋势在更高层级上的深化与延伸。

  “十四五”期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稳健增长。2020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萎缩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贸易逆势增长,成为当年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经济体。这一增长势头在“十四五”规划期内延续。202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5.5万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48.7%,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绿色低碳“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载体。服务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四五”期间同样稳健增长。202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8.1万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3.1万亿元,同比增长6.6%,并且出口增速远超进口增速,彰显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整体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张,数量层面的提升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利用外资方面,尽管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政策收紧等外部因素导致实际利用外资额出现阶段性波动,但我国整体投资环境仍具稳定吸引力。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招商引资效果不断提升,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2025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7万家,同比增长19.1%,创下“十四五”新高,凸显国际资本对我国市场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在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超1.2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35.8%,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1万亿元,占绝对主导。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表现尤为突出,2025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833.6亿元,占当年总流量的27%,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增长点。同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约1.3万亿元,同比增长8.1%;新签合同额2.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此外,绿色基建合作持续推进,节能环保与清洁能源项目新签合同额达3508亿元。上述事实表明,面对全球复杂经济环境,我国对外投资结构正在持续优化,展现出更加均衡、绿色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十四五”期间,我国统筹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区域经贸协定升级,着力推动制度型开放迈向更高水平。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含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创新等领域率先探索,形成一批基础性创新成果,为应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推进高水平开放提供了先行经验。2025年7月,《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印发,明确指出将上海自贸区在服务贸易开放、数字贸易规则、“边境后”管理制度等七大领域的77条试点措施复制推广至全国,标志着我国制度型开放进入系统深化新阶段。

  在区域经贸协定方面,我国自贸区主动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等高标准协定,实施110余项自主开放措施,并对最不发达国家及非洲建交国全面实行零关税待遇。2025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该协定首次纳入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议题条款,进一步巩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与自贸伙伴的货物贸易占比已达45%,较2020年提高约10个百分点,表明区域经贸协定升级有效拓展了制度型开放空间。

  “十四五”期间,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逐步形成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发展的新格局。在基础设施联通、标准对接与金融协同的有力支撑下,合作范围由传统经贸拓展至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领域,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层次更趋多元,为推动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效。中欧班列作为重要载体,自2011年3月19日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累计开行突破11万列,构建起覆盖亚欧37个国家300多个城市的运输网络,年运输货值从2016年的531亿元跃升至2024年的4729亿元,且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显著提升。中亚班列是中国发往中亚五国及西亚、南亚地区的国际集装箱直达货运专列。2024年开通固定线条,全年累计开行班列近1.2万列,同比增长11.3%。它们共同为亚欧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规则与机制对接方面,“软联通”建设成效显著。我国已与6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13份标准化合作文件,并发布涵盖铁路、电力、通信、数据安全等领域的国家标准外文版2263项,为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机制协同方面,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落地。依托上述举措,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网络快速拓展,目前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范围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及南太平洋地区。

  在金融协同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构建起多层次、可持续的投融资与支付体系。融资层面,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拓展多边合作,与国际金融公司、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联合融资,累计投资覆盖70余国近300个项目;牵头建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推动184家境外金融机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支付结算层面,与共建国家积极推进支付网络互联互通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探索,为跨境贸易和资金流动提供高效、安全的通道。随着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合作同步深化,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已在中亚、非洲和东盟设立区域分会,逐步形成支持绿色与可持续发展的跨区域金融合作网络。

  在经贸人文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持续显现。2025年,与共建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23.6万亿元,约占我国外贸总额的52%,同比增长6.3%;同期,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2834亿元,同比增长18%。此外,绿色与科技合作协同推进,已与40余国的17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和技术人员3000余人;与共建国家建成9个跨国技术转移中心、50多家联合实验室、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70多个海外产业园(史育龙,2024)。同时,人文交流日益深入,涵盖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合作范畴不断拓展。

  我国始终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全球发展议程不断深化。自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核心位置以来,我国持续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在贸易投资、发展合作等关键领域不断加大投入,推动多边发展机构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此同时,着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形成以全球综合展会矩阵为牵引、区域专项枢纽为支撑的协同格局,推动开放从商品贸易拓展至规则、产业和文化等领域。

  在全球性综合展会方面,我国持续打造覆盖贸易全链条的开放平台,形成了以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供应链和数字贸易为重点的多层次展会体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突出进口导向,第七届进博会共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展,规模和层次均创历史新高。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发挥出口主渠道作用,2025年吸引来自2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参会,彰显其全球采购平台地位。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则分别聚焦服务贸易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数字经济规则创新。

  在区域定制化枢纽平台方面,为适应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与合作需求,我国逐步构建差异化的区域合作平台,探索定制化开放模式的实践路径。以中亚为例,中国—中亚峰会召开以来,一系列涉陕合作成果加快落地,陕西与中亚经贸往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省会西安已成为西部内陆对接中亚的重要门户。在对非合作方面,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沙)成为促进市场对接与战略协同的重要机制。2025年第四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签约项目176个,较上届增长45.8%。

  在传统平台数字化转型方面,我国积极推动传统贸易平台的数智化转型,以提升服务全球市场的能力与效率。例如,义乌依托全球数贸中心建设,系统推动“人—货—场—链”全要素数字化重构,构建支持中小企业融入国际贸易的新型数字生态。深圳作为全球跨境电商重要枢纽,集聚了12万跨境电商卖家,吸引全球前二十大跨境平台中的多数设立区域总部。

  此外,边境枢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东北地区,哈尔滨对俄综合服务中心开通国际公路运输线路,拓展跨境物流通道;在东南沿海地区,南沙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基地,探索制度与产业的协同融合路径。整体而言,这些区域平台实践显示出我国对外开放由单一通道建设逐步走向多元功能集成,其本质在于通过差异化平台嵌入区域经济网络,推动产业链重组、规则创新与南南合作模式的制度化。

  “十五五”开放型经济提升的内涵与趋势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十四五”开放型经济取得的重大进展中蕴含的新生事物。这个事物就是“十四五”已经出现的三大趋势性转变。

  1.从以外循环赋能为动力,逐渐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方向转变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一方面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国际循环向本国经济赋能,依靠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引进半成品和原材料,依靠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这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习深刻洞察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向新阶段的必然性,并指出:“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这是我们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考虑。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动与逆全球化趋势加剧背景下主动做出的战略选择。

  2020年4月,习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构想,并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将其提升为国家层面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强调通过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导新需求。新冠疫情期间,我国率先实现生产秩序恢复,在国际市场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为全球提供了大量防疫物资和消费品,事实上发挥了全球供应链“稳定器”的功能。同时,通过新基建投资计划,我国不仅推动了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与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产业升级,也扩大了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从而实现了以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的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消费和投资潜力得到有效释放,这为国内大循环的形成提供了坚实支撑。2024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9.7%,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说明,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日益凸显。实践也已证明,畅通国内大循环不仅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机制,更是提升国家发展主动权的结构性安排。但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为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为国内循环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制度供给,拓展市场空间并优化资源配置,而且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国内制度体系与国际规则更高水平衔接,进而在开放发展中塑造新的制度性比较优势,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规则塑造力。

  2.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伙伴角色,逐渐向高举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旗帜的引领者角色转变

  在全球化时代,开放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自2018年美国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措施后,全球化遭遇逆流。2025年以来,美国进一步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这不仅被视为逆全球化的典型体现,更是彻底违背了其长期自我标榜的“门户开放”“自由贸易”的原则。在世界发展再次处在十字路口的紧要关头,我国仍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习坚定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历史大势必将浩荡前行。”同时,应该弱化和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面对外部施压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我国没有选择对抗与封闭,而是通过深化开放战略寻求更加多元、稳健的发展路径,展现出高度的制度韧性与战略定力。

  一方面,我国加快市场多元化布局,弱化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通过深化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特别是加强与东盟、非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有效分散贸易风险,拓宽外贸增长新空间。另一方面,提升产业竞争力成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抓手。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组织创新(倪鹏飞,2024)。我国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动高端制造与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推动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深度转型。此外,我国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同时,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为全球技术规范的制定贡献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

  我国始终坚持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立场,倡导通过对话合作应对贸易摩擦。在全球经贸摩擦背景下,中美围绕经贸议题开展多轮沟通磋商,并在谈判中形成若干阶段性安排与共识,体现了我国坚持以对话协商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升级的建设性立场;同时,我国也通过与欧盟、东盟等经济体的高层次交流机制深化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持续推动多边主义与互利共赢,努力稳定全球经济的合作基础。

  3.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自身视角逐渐转向兼有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目标、引领全球变革的国际视野

  长期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以优化我国资源配置、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为主要目标和实践成效的衡量标准,即通常我们强调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做好国内文章。今天这篇文章仍然继续在做。《建议》重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其中一个内容即强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继续推进我国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和改革。

  我国制度型开放秉持“小步快走、积小胜为大胜”的路径选择,注重遵循客观规律,稳中求进。这种开放模式的鲜明特征在于以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先导,依托自贸区等综合性试点平台,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这诠释了“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智慧,有效提升了制度透明度与市场便利化水平。经党中央批准,海南自贸港已于2025年12月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这是继自贸区试点成功之后我国探索更高水平开放模式的又一重大实践,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供了全新范例。

  自2013年习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开启了以中国生产力发展影响世界、以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影响国际规则、向国际社会输送全球公共产品的进程。2016年9月,习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2018年11月进一步强调,“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并明确将“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确立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制度型开放被赋予新的含义,即中国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塑造和影响,从而使制度型开放形成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的普遍性的相互开放和相互影响。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一重要理论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框架。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四大倡议”、中非合作、金砖合作等多边机制,共同构成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实践平台。以全球发展倡议为例,自2021年9月提出以来,相关合作已投入并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为发展中国家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提供了更具可达性的公共产品供给。这些开放合作平台和务实举措,使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生产力的进步、世界整体发展、世界安全、世界文明与治理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活动。这标志着我国开放型经济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朝着影响世界、引领全球变革的方向转变。这一局面正如“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所指出的,“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持续提升,这种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必将进一步增强。

  上述三大趋势性变化不仅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量的变化,而且已带有明显的质的变化,它们将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在“十五五”向更高水平提升的内涵和方向。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启的交汇点上,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跃迁并非经济阶段的简单接续,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世界经济关系深刻重塑、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扩张,不仅产生了世界市场,而且把各国的生产力与世界市场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力与世界性的生产关系、世界性的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化,中国的生产力,特别是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并与世界经济建立了分工合作关系,不仅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而且与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了日益增多的结构性矛盾,这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在因素,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三大趋势性变化的内在动力和客观依据。三大趋势性变化就是这种客观规律的反映,也是未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因此,深刻认识我国开放型经济与旧的世界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变化的必然结果,是把握我国开放型经济成长规律的理论出发点。

  (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生产力的内在动力使中国开放型经济成为世界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

  自2013年习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各方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实践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自2015年以来,我国资本全球流动呈现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尤为突出。总体而言,我国正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加速转变为“关键组织者”。值得注意的是,从宏观金融环境看,我国国内的低利率(2025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0%)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高利率(东南亚、南亚、中亚和拉美国家普遍在5%~15%)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显著的内外利差,加之国内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共同推动了我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走出去”的进程,成为驱动对外投资的重要内生动力。

  在全球贸易格局深刻调整和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过去十年我国约70%的出口企业遭遇贸易壁垒限制,其中源自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绿色贸易壁垒是重点(韩国高等,2024)。在这一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依托国内长期积累的绿色发展理念和产业升级动能,我国新能源产业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化供给形成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大规模绿色产能的全球输出,不仅有效对冲了外部壁垒冲击,还通过降低绿色技术使用成本、提升可获得性,加速了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由此,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和世界生产力的绿色转型进程。

  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资金匮乏及全球治理话语权不足等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自身现代化经验为支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将国内发展动能转化为全球发展红利,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生产力的内在动力,正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持续外溢,使中国开放型经济在世界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日益突出的活跃性和影响力。

  中国开放型经济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贸易与投资等硬性指标的稳步增长,更反映在标准、规则与治理体系等软实力的系统性深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标准、规则与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并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范式。这就使我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角色由“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作为一种以互联互通和共享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国际合作范式,“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对冲了某些国家“围堵打压”的战略意图,体现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当前全球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其已成为展示中国形象、构建中国叙事与话语体系的关键平台。它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崇尚和平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的明确信号,并通过倡议实践、平台打造(如亚投行)与理念创新(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举措,形成由实践向制度、由区域向全球的扩散效应,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持续注入制度动能(王新影,2025)。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不仅为共建国家提供发展机遇,更带去了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区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新发展范式。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通过平等对话、务实合作与知识共享,我国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合作网络与发展空间,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李坤望、张兵,2022)。

  (二)全球南方现代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最重要新潮流,中国开放型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是顺应这个历史大潮流的领航者

  习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这说明,全球南方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成长与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潮流紧密相连,顺应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面临诸多风险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08—2025年世界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速仅为3.1%,远低于2000—2007年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的4.3%。此外,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仍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仍十分猖獗,地缘政治冲突引起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全球南方现代化作为21世纪世界发展的历史大潮流,已成为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以英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为起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迄今已有二三百年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快速发展,相当一部分南方国家开始群体性崛起,逐步探索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正处于深度调整期。西方主导的单极体系趋于式微,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全球南方正在成为推动世界增长的重要力量。展望“十五五”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将延续“东升西降”的结构性趋势。根据IMF预测,2026年和2027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别为4.2%和4.1%,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同期约1.7%的预期增速。当前,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近45%;到2035年,这一比重将接近60%,即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有望超过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作为全球人口最为集中、发展潜力最为突出的区域,全球南方加快现代化进程既是其内生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全球增长格局重塑与国际秩序演变的关键力量。从经济维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在近20年保持较快增长,其对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展现出显著的发展韧性和现代化潜能。在贸易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全球南方国家的进口占比由2000年的26.6%增至2024年的41.8%,出口占比由29.5%增至45.5%。在工业方面,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由2000年的77.4%降至2024年的50.0%;同期全球南方国家占比稳步提升,体现出工业实力对比的根本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布局重构中的关键枢纽,并通过“一带一路”合作积极推动共建国家产能建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胡鞍钢,2021)。

  (三)世界文明多样性决定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多样形态,也赋予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多种形式和无限空间

  习在国际场合多次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观点,指出:“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信仰,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不同人的多样需求孕育出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因此,“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当前中国正进行现代化建设,致力于构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它要证明,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和美国化,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也并非只有西方的现代文明这一种形式。同样,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着眼于商品、技术和资本的输出,也不仅追求资本的最大收益,更不是企图通过经济手段附加各种政治条件和不平等契约。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秉持蕴含中华文明基因的丝路精神,正如习所概括的,“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这种丝路精神即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品格,它必然影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多样化形式和空间拓展,也必然影响和塑造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多种模式和多样文明形态。

  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演进也是多样化的。虽然人类社会是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化文明依次递进,按照上升发展的一般规律演进,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空间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生产力水平、生产和交换的内容和基础不同,语言文化不同,演进的路径也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文明演进的多样性。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在对外实践中不断与各国的具体发展道路相结合、相融合,不仅为东道国输入了中国元素,而且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开放型经济自身,逐步形成多种适应东道国国情的结合方式和融合方式,从而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以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集中体现为相应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整体表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它又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裴长洪,2023a)。人类文明的本质规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类文明的本质规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目标,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满足多样性需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多样性需求必然导致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新文明的萌芽。社会文明进步必然是多方面的,社会文明进步体现在人人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发展以及人与社会文明的交融发展。由于人的发展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为满足需要的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需要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将作为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为世界发展提供各东道国对各种文明追求的展示和启迪,在与各国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影响世界,并在影响世界中发展和完善自己。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文明多样性及文明发展的自主选择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具体体现在各国对于志同道合的伙伴选择上。2023年,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非盟加入G20,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不断增强,国际规则制定呈现多元化趋势。全球南方正在由国际体系的“边缘参与者”加速转变为“增量主导者”,其现代化进程已成为推动全球多极化与国际秩序公平化的重要支点。这为我国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以及积极参与数字贸易、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总体而言,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选择的拓展,不仅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拓展市场和规则空间创造了条件,也为优化开放型经济结构、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供了战略机遇。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是塑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和目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和人类集体人格的憧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自2015年以来,习在联合国等多个场合提出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画出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同心圆,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邃的价值内涵,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为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可遵循的共同价值纽带。开放型世界经济是这个目标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中国开放型经济是这个集体行动的先导和旗帜,因此它具有无限发展的生命力。

  当前,全球多极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范式正经历深刻演变,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诉求日益强烈,推动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的规则更新与机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正是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反映。随着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深入发展,它与世界上层建筑的矛盾将日益深化。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制度性权力,而发展中国家虽已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却未能获得相应话语权。这种治理赤字不仅使国际规则难以保障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也削弱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改革与重塑治理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

  可以预见,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引领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并更深刻地反映在国际社会的集体意识和行动上,更深刻地反映在人类社会的集体人格和共同价值上,从而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向更有利于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文明发展的方向前进。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提升有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也需要发挥建设者的主观能动性,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必要的推进思路和政策措施,以便更有效地推进发展进程。这是“十五五”时期中国建设者的历史使命。立足以往成功实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五五”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水平提升,既面临深刻复杂的国际变局挑战,也肩负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使命。从国际视角看,地缘政治矛盾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部分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行贸易限制与技术围堵,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调整期,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从国内视角看,传统要素驱动型开放模式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升级与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在外部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面对上述挑战,我国不仅要尽快实现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接轨”,而且还要继续向“铺轨”的角色转变。

  (一)继续以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增长牵引世界生产力发展,为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窗口。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投资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托稳定增长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有效提升了全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与跨国资源流动水平(洪银兴,2019)。通过优化供给结构、释放内需潜力,我国正在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发挥着全球经济“稳定器”和“加速器”的重要作用。

  第一,在贸易结构升级与新业态发展中持续增强对世界生产力的带动能力。“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协调发展,夯实贸易强国建设的“三大支柱”。在货物贸易领域,从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向结构优化,重点拓展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强化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贸易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金融、电信、专业服务等领域开放,促进全球高端要素流动,提高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在数字贸易领域,顺应数字技术革命趋势,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推动全球生产力形态向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方向演进。

  第二,在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双向互动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面对全球跨境投资波动加剧的形势,我国将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落实“准入又准营”要求,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信心与预期稳定性。同时,在对外投资方面,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通过双向开放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承担起更加重要的资源配置节点功能,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第三,在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中为全球需求体系提供持续动力。随着传统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国内生产与全球资源循环模式的边际效应趋于递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我国消费升级与内需扩大正日益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裴长洪,2023b)。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支撑。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高品质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通过扩大进口和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不仅更好满足国内产业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增强全球需求体系的稳定性。

  制度型开放实质上是推动我国与国际社会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不断趋同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其表现为国际规则国内化,即通过对接高标准经贸协定重构国内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其体现为国内规则国际化,即依托多边机制将本土规则逐步转化为国际规则。

  为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从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的演变趋势,“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国际规则的国内转化,通过系统性制度重构增强国内制度体系与全球高标准规则体系的兼容性。一是更加精准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制度改革,通过立法完善、政策调整和标准修订,加快将其深度内化为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规则要素,以实质性减少制度性壁垒。二是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制度型开放,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金融、医疗、电信、教育等领域稳步放宽准入,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和政府监管透明度等方面的制度保障,促进服务贸易相关规则标准与高标准国际规则衔接。三是更好发挥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先行和压力测试作用,着力增强改革系统集成效能、强化自主开放的标杆引领作用,不断提升自贸区创新发展和开放引领能级。

  在主动接轨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我国亦将加快推进国内规则的国际转化,通过多边合作平台和规则协同机制推动中国经验制度化输出,推动中国规则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实现嵌入式应用,从而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提升制度性线)。一是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的制度创新功能,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依托,加快与共建国家在规则标准领域的“软联通”建设,深化标准互认与监管协作,逐步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示范安排,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经贸制度框架。二是在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制造等我国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前瞻布局制度创新与标准体系建设,率先探索形成可验证、可评估的制度经验,并依托多双边谈判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平台,将成熟做法转化为具有更强普遍适用性的规则框架与技术标准。

  对外开放合作平台作为制度创新、要素集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其能级提升关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面向未来,我国将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统筹不同类型平台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加快构建布局合理、机制完善、功能先进的现代化对外开放合作平台体系。

  首先,加快提升中欧(亚)班列发展水平,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在贸易、投资、产业、人文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为我国通道型开放平台提质增效提供方向指引。其次,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和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为核心,增强平台的制度供给与压力测试能力。在此基础上,推动综合保税区等园区载体协同升级,呼应企业“走出去”需求,促进境内制度创新与境外市场网络拓展相互支撑。再次,加强区域平台协同联动,完善多层次开放体系功能。国内层面,扩大开放平台覆盖范围,统筹沿边、沿海、沿江、沿线布局,提升口岸经济带与国际陆路通道的集散与辐射能级;国际层面,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与RCEP的规则衔接与制度互认,在新兴领域拓展合作,提升多边机制的战略支撑力。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制度性选择与路径参考。其核心特征在于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全面协调的现代化目标以及和平共赢的国际导向,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实践示范和制度化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与现代化水平。通过系统总结与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与制度经验,我国将为全球南方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有益借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续而坚实的中国动力。

  在实践推进层面,“一带一路”已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现代化与产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制度性平台,未来将继续推动标志性互联互通项目的高质量建设,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中巴经济走廊等。同时,通过加强政策沟通与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我国高端制造能力和适用性技术与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深度衔接,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合作网络。在合作路径方面,将着力推进贸易投资与技术协作的制度化衔接。通过扩大直接投资、拓展高技术产业链合作以及建立跨国产业园区等方式,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同时,通过完善市场准入和关税优惠安排,推动其提升出口附加值,逐步突破对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

  在全球治理层面,我国积极倡导将发展议题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位置,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进(赵可金等,2024)。依托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方案,建立常态化南南合作与对话机制,支持非盟、拉共体等组织提升全球治理参与度。同时,通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多边融资平台,为南方国家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融资渠道,以增强其宏观政策独立性与长期发展韧性。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当前全球治理赤字难题,提出了解决难题的“中国方案”。“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率先践行并扎实推进该倡议的落实。坚持多边主义并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体系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二是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

  在贸易领域,我国将坚持并强化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方面,积极推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支持并参与多边谈判进程;同时,充分运用世贸争端解决机制,依法维护各国正当权益,树立尊重和捍卫国际经贸法治的典范。另一方面,通过连续举办广交会、投洽会、服贸会等传统展会,以及进博会、消博会、数贸会等新型平台,不断拓展市场开放渠道,面向全球共享中国市场机遇。

  在金融治理领域,着力推动并引领全球金融体系改革,重点通过IMF、世界银行和G20等多边平台推进结构性调整。主要举措包括支持世界银行股权改革和IMF组织份额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坚持多边运营原则,构建更加包容、公正的国际开发融资体系。同时,不断深化金砖机制与新开发银行的务实合作,并依托“一带一路”框架拓展多边金融协作,强化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力量,推动国际金融秩序向更加均衡与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继续深化多边主义实践,强化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谈判引领作用,同时顺应全球经贸规则深度调整与重塑的总体趋势。以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为切入点,系统提出以“三个基本原则、五点主张”为核心的“中国方案”,明确坚持非歧视与开放原则、保障发展中成员正当权益,并维护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强调改革应致力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与公平性。立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完善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关税优惠安排,增强南南合作在规则制定中的议价能力,以推动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向更加包容和公平的方向转型。面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治理挑战,通过倡导建立高效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加快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的制度供给,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的制定,致力于打破发达国家在数据治理领域的规则垄断。通过统筹推进传统规则体系改革与新兴领域规则建设,我国正逐步从国际规则的“适应者”转变为“建设者”和“引领者”。

  “开放型经济”是中国式的标识性概念,它凝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发展,即中国生产力融入世界经济的深刻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其核心标志是开放型经济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持续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发生了阶段性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内涵就是习指出的“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这就赋予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提升的新理念、新要求和新任务。“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大有作为的时期,应总结以往经验,遵循客观规律,抓住机遇,继续完善和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更深入地影响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来源:《财贸经济》2026年第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