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赢国际437官方摘要:构建有韧性的教育财政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教育财政韧性是教育系统在面临经济波动、人口变化、公共财政紧缩、突发事件或社会变革时,能够通过资金储备、资源配置调整等方式维持教育服务稳定性、公平性和质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核心在于建立能主动适应变化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教育财政机制。教育财政韧性的分析框架包含收入韧性、支出韧性、制度韧性和支持韧性四个维度,在理论谱系上基础教育财政韧性和高等教育财政韧性的内涵、核心特征、构成要素、核心挑战既有所区分又有所联系。如何提升教育财政韧性已有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通过理论和实践对话,建构中国特色教育财政韧性知识体系。
叶忠,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财政、教育政策与管理。
刘宸旭,通信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财政、教育政策与管理。
韧性是系统的基本属性,体现了系统在受到外界压力冲击时,通过自身调整与适应,最大程度吸收冲击影响而保持系统结构稳定与功能不变的能力(李连刚等,2019)。在变化和复杂情境下,韧性对于维持系统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起初韧性主要应用于物理学和生态学领域(徐耀阳等,2018;黄浪等,2017),随后逐渐应用到经济学、社会学、灾害学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愈发频繁的经济危机与波动使得韧性成为经济、财政、公共管理等领域的重要研究热点之一(Prayitno et al., 2025;Birringer, 2019)。
当前,学界关于经济韧性的理解主要包括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三种(张跃胜等,2022;孙久文等,2017;苏杭,2015),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韧性状态的评估和经济系统韧性影响因子的探讨(Zhang et al., 2024;Chavas, 2024;谭俊涛等,2020)。近年来,有学者将韧性理论拓展至公共财政领域,提出了“财政韧性”的概念(Barbera et al., 2017,2020)。国外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侧重探讨面对公共危机时的财政应对及恢复能力,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金融危机等(Ahrens et al., 2020;Clark et al., 2022;Fouré et al., 2023;Pekka et al., 2023)。国内关于财政韧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引介及辨析,涉及财政韧性内涵界定(景宏军等,2021)、财政韧性与财政弹性、财政脆弱性、财政可持续性等概念的区分(林光彬等,2023),初步提出了财政韧性测算方法和评估框架(谷彦芳等,2024;刘成奎等,2024)。在教育财政研究领域,尽管目前鲜有针对教育财政韧性的直接研究,但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教育财政的可持续性,探讨了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贾明德等,1998)、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可持续性与制度转型(宗晓华等,2015)、职业教育财政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张德力等,2014)等。需要注意的是,教育财政可持续性并不等同于教育财政韧性,后者强调动态、系统视角,涵盖抵抗性、适应性、恢复性、可持续性等多个维度,与教育财政可持续性相比,教育财政韧性更适合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复杂多变环境。
当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主要面临三方面冲击:其一,经济与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下降,教育支出占比整体缩减。2023年地方政府平均债务率超120%(行业研究数据,2024),部分地区优先“保工资、保运转”,挤压教育投入,各层次教育系统均面临较大财政压力。其二,人口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出生人口下降和流动人口冲击。2023年出生人口降至902万,未来基础教育需求将大幅收缩。与此同时,小学在校生1.08亿人(中国网,2024),达到历史峰值,短期内“二胎高峰”带来的学位压力和长期出生人口下降引发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并存。此外,2024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4亿,流动人口增多造成“城挤乡空”——流入地城市学位紧张,流出地农村“麻雀学校”闲置。其三,高等教育供需调整。出生人口下降传导至高等教育需10-15年,但2023年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2035年预计降至800万以下(智研咨询,2022),高校扩招惯性持续。同时,地方高校负债问题突出,依赖土地置换与财政兜底的财政经营模式难以持续(张紫薇,牛风蕊,2019)。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健全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不低于4%。”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财政投入是关键一环,只有建立有韧性、可持续的教育财政投入机制,才能构建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础。韧性理论的核心在于系统应对冲击的“适应-恢复-转型”能力,其动态适应性与教育系统应对经济波动、人口变化、公共财政紧缩、突发事件的需求高度契合。教育财政的公共产品属性和长期投资特征,亦需要建立风险抵御机制来保障教育服务的连续性。因此,将韧性理论引入教育财政领域,系统搭建教育财政韧性理论架构,既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也是中国特色教育治理体系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
本文从韧性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公共财政理论中财政分权与激励相容理论(高培勇,2014;罗伟卿,2010)、韧性理论的复杂适应系统(CAS)框架(陈禹,2001;谭跃进等,2001)、教育公平理论的资源分配正义(褚宏启,2006)、人力资本积累的连续性(杨建芳,龚六堂等,2006),将财政韧性理论扩展至教育财政研究领域,全面厘清教育财政韧性的概念、内涵、结构,建构理论框架,介绍典型国家案例及实践经验,最终提出适应国情的教育财政韧性提升路径及研究展望。
教育财政既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长期性等公共财政的共性特征,也具有公平性、社会福利性、调节性等个性特征。教育财政需为教育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经济保障,改善教育资源配置,调节教育资源供给和需求,保障不同地区、群体、个体的受教育权利(王善迈等,2003)。因此,在将财政韧性理论与教育财政研究结合时,需充分考虑教育系统自身特征及面临的独特问题。韧性理论源于生态学对系统动态适应能力的阐释(Holling,1973),其核心是系统应对冲击的三阶段能力:抗压性(抵抗冲击)、适应性(调整恢复)、转型性(结构重组),具体到教育财政韧性领域,则包括① 抗压性:短期冲击下的资金链稳定性;② 适应性:面临突发事件时动态调整预算分配;③ 转型性:推动财政结构改革以应对长期挑战,如人口结构变化。公共财政理论强调财政资源的公平性、效率性和可持续性(Xavier et al., 2022)。“充足、效率、公平”是教育财政投入的三个基本原则(Benson,1995),在面对不确定性环境时,健康、稳定的教育财政投入制度还应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公平优先,保障教育机会不受财政波动影响;二是效率驱动,通过绩效拨款等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三是风险分散,尤其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至关重要。公平优先是对公平原则的强化,强调危机中保护的优先性,效率驱动是对效率原则的延伸,侧重动态适应与新技术应用;风险分散是传统框架中未显性化的补充,填补了短期风险应对的空白。两者并非对立,而是构成基础和应用的递进关系,传统原则为韧性目标提供理论根基(如充足性是风险分散的前提),韧性情景三特征为传统原则注入动态适应性(如效率驱动推动充足性从“总量达标”向“结构优化”转变)。
有研究指出,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为理解公共财政管理的动态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该研究系统提出了财政韧性(Fiscal Resilience)的理论框架,将财政韧性分解为危机前的财政抵抗力、危机后的财政复苏和长期财政更新,并对财政韧性作出了明确定义,提出收入多样化、支出灵活性、制度保障能力是构成财政系统韧性的基本要素(Manita et al., 2023)。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教育财政韧性”一词,强育财政的韧性需要通过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和风险分担机制来构建。例如,通过公共-私人合作(PPP)模式或国际援助,可以减轻单一财政来源的压力,但未做进一步诠释(World Bank,2019)。OECD在《教育政策展望》中指出,教育系统需要稳定的财政框架、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未搭建教育财政韧性具体分析框架(OECD,2022)。Marius 等人研究了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教育财政调整策略,强调了灵活财政机制和多层次治理结构的重要性(Marius et al., 2011)。Hanushek等人通过跨国数据分析,探讨了教育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了教育系统在经济冲击中的适应能力(Hanushek et al., 2015)。虽未明确使用“教育财政韧性”的相关概念,但分析了教育系统应对外界冲击时的适应和恢复原理。
以上报告或研究为本文关于教育财政韧性概念界定提供了重要依据。综合上述内容,将教育财政韧性定义为:教育系统在面临经济波动、人口变化、公共财政紧缩、突发事件或社会变革时,能够通过多渠道筹资、资金储备与动态资源配置调整,维持教育服务稳定性、公平性和质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核心在于建立既能抵御外部冲击,又能主动适应变化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教育财政机制。与一般性财政韧性相比,教育财政韧性聚焦于教育领域资金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其特殊性体现在教育服务需求与财政投入波动之间的矛盾;相较于覆盖全领域的财政韧性,它需要处理人口变化、教育技术迭代等特有风险,关注教育质量保障与资源配置的时空平衡。而一般性财政韧性更强调宏观经济波动下的整体财政收支调节能力。作为公共财政的子集,教育财政具有显著的目标导向特征,一般性公共财政更多关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等基础功能,而教育财政韧性研究着重解决教育投入周期性波动与教育服务连续性需求之间的平衡,强调应急资金储备、替代性融资渠道等特殊机制设计。与教育财政可持续性区别在于,教育财政可持续性侧重代际公平与长期投入机制,关注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等趋势性变量,其重点在于“未来”;教育财政韧性则强调应对突发事件(如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的即时响应能力,研究重点在于危机中的资金调度弹性、应急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等短期动态平衡机制,更多强调“当下”。与教育公平的差异在于,教育公平追求资源分配的横向均衡与纵向补偿,而教育财政韧性关注危机情境下的公平维持能力。当然,二者也存在关联关系,即教育财政韧性系统需要保障教育公平底线,防止外部冲击加剧区域、城乡、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教育财政韧性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1)资金来源韧性(收入韧性),是指教育系统通过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灵活的筹资机制,保障教育经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避免因单一收入渠道波动导致财政危机。其关键要素主要包括:收入来源多样化,包括政府拨款(中央与地方)、学费收入、社会捐赠、校企合作收益、国际援助等,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收入稳定性:通过法律或政策保障教育经费占GDP或财政支出的比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两个增长”),确保长期投入;应急储备机制:建立教育风险准备金或专项基金,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如疫情、自然灾害)对收入的冲击。收入韧性是教育财政的基础,能缓解经济周期或政策调整对教育投入的影响,确保教育服务不因短期财政波动而中断。
(2)预算管理韧性(支出韧性),是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动态调整支出结构,在资源受限时优先保障教育核心功能(如教学、师资、学生资助等),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其关键要素主要包括:支出结构弹性化,区分刚性支出(如教师工资、基础设施维护)与弹性支出(如非必要行政开支),危机时可压缩后者以保障核心需求;绩效导向预算,建立资金使用效果评估机制,避免低效或重复投入,例如通过信息化手段降低管理成本;应急响应能力:制定预案以快速调整支出方向(如疫情期间转向在线教育设备采购)。支出韧性确保教育系统在资源紧缩时仍能维持基本运行,并通过效率提升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3)制度韧性,是指通过法律、政策和治理体系的完善,构建规范、透明、灵活的教育财政管理框架,减少因人为干预和制度漏洞带来的风险。其关键要素包括:法律保障,明确教育经费投入的法定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对政府拨款的规定),防止随意削减预算;预算透明与监督,公开教育财政收支信息,引入第三方审计和社会监督,防范腐败与资金滥用;动态调整机制:建立财政政策与教育需求的联动机制。制度韧性通过法治化和规范化来降低系统性风险,确保教育财政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适应性。
(4)支持韧性,是指教育系统通过外部资源协同(政府、社会、国际组织等)和内部利益相关者协作,形成多元化的支持网络,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其关键要素主要包括:政府间协作,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共担;社会参与,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通过捐赠或PPP模式参与教育投资;国际合作,利用国际组织的援助或贷款支持教育发展。支持韧性突破单一财政主体的局限,通过资源整合形成“安全网”,在危机时快速调动额外资源。
教育财政韧性的上述四个维度中,制度韧性是底层基础,通过法律和政策约束并保障其他维度,收入与支出韧性是核心循环,收入提供资金,支出优化资源,两者通过效率反哺形成互促。支持韧性是外部补充,为收入和支出提供额外资源,并与制度韧性互动。四者共同作用,使教育系统既能抵御短期冲击(如经济衰退、突发灾害),又能适应长期挑战(如人口结构变化、技术革新)。提升教育财政韧性需要多维度协同改革,例如通过立法强化制度保障、优化收入结构、推动社会资本参与等,最终实现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双重目标。
如图1所示,收入韧性为支出韧性提供资金基础,稳定的收入来源是优化支出结构的前提,高效的支出管理(如减少浪费)可间接增强收入韧性(释放资金用于其他优先领域)。制度韧性通过法律和政策框架来约束与保障其他三个维度的运行。支持韧性通过社会捐赠、国际援助等方式补充收入来源,增强收入多样性。外部支持(如政府间转移支付、企业资助等)还可协助调整支出方向(如应急设备采购等)。制度设计(如税收优惠政策)可激励社会参与(支持韧性);社会反馈(支持韧性)推动制度优化(如修订捐赠法规)。法定收入机制(制度)保障收入稳定性;收入波动可能倒逼制度改革(如调整拨款标准)。
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为例,由于各自在财政收支性质、资金来源、财政管理制度、外部冲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内涵特征、构成要素、核心挑战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根据前文对于教育财政韧性的定义,进一步可为高等教育财政韧性和基础教育财政韧性赋予差别性内涵解释。高等教育财政韧性是指高等院校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政策调整、技术颠覆、生源结构变化及突发事件时,通过多元化筹资、弹性化支出、战略性投资和风险控制,维持教育质量、科研创新能力与财务可持续性,并推动社会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能力。其核心是构建稳定与灵活并存、效率与公平兼顾、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平衡的财政生态;基础教育财政韧性是指学前教育至高中阶段的教育系统在面临经济波动、财政紧缩、人口结构变化、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事件时,通过稳定化的资金来源、公平优先的资源分配、适应性技术投入,保障教育服务连续性、覆盖全域的普惠性,并实现代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其核心是构建以政府主导为基础、以动态补偿为补充、以底线公平为红线的财政机制。主要特征包括稳定性主导(政府投入占绝对主体)、公平性优先(通过中央转移支付与省级统筹机制,缩小城乡、区域投入差异)、适应性前瞻(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布局、探索社会资本参与补充机制) 。二者同属教育财政韧性,区别在于表现形式不同。前者重点保障高等教育的创新成果产出,具有灵活性、前瞻性,后者则强调公平性,符合基础教育普惠、公平的内在要求。
由表1可知,高等教育财政韧性与基础教育财政韧性在构成要素层面存在较大差异。在收入韧性方面,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均有稳定的政府拨款保障,但高等教育拨款因学校的类型、层次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此外,高等教育有较大的学费收入弹性,存在捐赠基金、产学研合作等社会资本参与以及在线教育和跨境分校或联合学位项目带来的国际化和数字化创收,基础教育以财政保障为主,补充性资金来源偏少。在支出韧性方面,高等教育能够通过共享体育馆等基础设施实现固定成本控制,通过增加兼职教师、博士后、“非升即走”等非终身教职比例加强人力成本弹性(Tamara et al., 2023),以及通过外包非核心服务(如后勤、安保)等实现运营模式创新,而基础教育需包含补偿机制。在制度韧性方面,两者均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控制,但无论是资金来源,还是债务风险,高等教育的风险都显著高于基础教育,因此,高等教育更侧重财务风险管理,而基础教育则强调纵向财政平衡机制(如义务教育中央转移支付)和横向监督机制。
结合上述特征,从收入韧性、支出韧性、制度韧性、支持韧性等四个维度分别开发设计了高等教育财政韧性和基础教育财政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表3所示。
对于教育财政韧性的基础实证分析框架应包括四步:①指标选取:覆盖收入、支出、储备、抗风险等维度;②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差异;③权重分配:主客观结合;④模型构建:线性加权或DEA等。最终通过动态分析和压力测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权重分配通常采用熵值法(客观赋权)或层次分析法(AHP,主观赋权),综合韧性指数可选取线性加权法或数据包络分析(DEA)等。还可加入趋势分解或断点回归进行时序分析,使用面板数据或替换权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应根据研究对象特点,在韧性评价框架内灵活确定指标和计算方法。
前文对教育财政韧性进行了理论定义及内涵解读,搭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国内外在教育财政韧性领域均积累了一定的实践案例,通过灵活的资金配置、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制度化的保障机制,维持了本国教育服务稳定性,并改善了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收入韧性是教育财政体系的“蓄水池”,其核心在于通过多渠道、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来抵御经济波动风险。单一财源容易因经济周期、政策调整或突发事件而陷入困境,而多元化的收入结构能形成风险对冲机制,确保教育投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税收结构变迁、人口流动加剧等挑战,更需要建立动态平衡的筹资体系。高等教育方面,美国通过联邦、州、地方三级财政的“协作式分担”展现收入韧性。联邦政府以《每个学生成功法案》保障专项拨款(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20),州政府运用消费税和所得税构成主体财源,地方财产税则提供稳定现金流。挪威高等教育经费除政府拨款外,还来自企业合作研发收入、校友捐赠等。政府通过石油基金收益稳定教育投入,同时鼓励高校与能源企业共建实验室,拓展市场化收入,值得一提的是,挪威公立大学对包括国际生在内的所有学生均免除学费,消除了经济门槛,是在多元筹资中守住公平底线)。基础教育方面,芬兰则建立“缓冲基金”,经济低迷时划拨中央财政盈余补充教育经费,2022年成功化解了能源危机引发的财政缺口(Ministry of Finance of Finland,2023)。日本的“地方交付税”制度也适应国情。中央将部分所得税、消费税重新分配,根据人口结构、偏远程度等指标动态调节,确保冲绳等离岛地区的生均经费充足(赵福昌等,2020)。
我国教育财政收入韧性表现为资金来源的多元性与稳定性增强。1986年教育费附加恢复征收标志着教育投入法定渠道的初步建立,分税制改革后形成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体系,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保障基本教育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2013年以来,土地出让收益计提教育资金、非税收入统筹管理等制度创新,以及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社会资本参与模式,构建起“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补充”的多元筹资体系。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非财政性经费占比达22%,收入结构弹性显著提升,有效应对了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财政压力。
可以看出,在收入韧性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差异点在于:芬兰依赖中央财政的“蓄水池”功能,而中国通过法律约束与公式化分配实现超大规模系统的精准调控。与日本“地方交付税”制度相比,我国持续推行“钱随人走”改革,按流动儿童实际入学人数补贴流入地,共性在于以人口流动为导向动态配置资源;差别在于日本通过税收再分配实现自动调节,而中国依赖行政指令与专项转移支付,灵活性稍逊但调控力度更强。
支出韧性关注资金使用效率与灵活性,强调在总量约束下实现教育效益最大化。其价值在于通过科学决策机制,使有限资源优先满足核心需求,同时保留应对突发事件的调整空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多元化、技术迭代加速的今天,如何建立“分类保障、动态响应”的支出体系,成为衡量财政韧性的关键标尺。职业教育方面,德国职业教育支出体系,在双元制模式下企业承担实训成本,政府仅需支付学校理论教育费用(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f Germany,2010)。这种分工使德国职教生均支出低于普通高中,却创造了较高的青年就业率。在基础教育方面,澳大利亚推行需求本位拨款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及时满足偏远地区学校、残障学生的特殊需求(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3)。
我国教育财政支出韧性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与重点保障能力上。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2006年建立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通过两免一补政策实现支出责任上移。2018年共同财政事权改革明确基础标准与浮动区间相结合的支出模式,在义务教育生均拨款、高职院校奖补等领域形成弹性调节机制。大规模疫情和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期间建立的停课不停学专项经费应急拨付通道,以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等的滚动支出机制,展现出危机应对的快速响应能力。与德国双元制相比,差别在于德国依赖企业自发参与,中国通过政策工具(税收优惠、专项债等)激活市场活力,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充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根据历年教育经费统计情况,2013—2022年基础教育支出占比稳定在60%以上,高等教育支出弹性系数提高至1.12,支出结构韧性持续增强。
制度韧性是教育财政体系的“承重墙”,通过法律规范和治理机制确保政策连续性。其意义在于超越政治周期与人为因素,形成“非人格化”的保障体系。当教育投入成为法定责任而非行政偏好时,才能避免因政府更迭、领导人变更引发的投入波动,真正实现代际公平。芬兰政府通过预算提案,为各级教育提供约3.5亿欧元的融资方案,并设立跨党派的“教育财政监督委员会”,对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Parliament of Finland,2014)。美国《教育财政充足法》要求各州每三年开展教育投入充足性研究,推动部分州上调生均经费拨款(赵雨萌,2022)。韩国《地方教育财政交付金法》建立独特的“教育税”制度,将部分酒税、烟草税设为教育专项税,为教育提供了稳定资金池(文泰烈,2004)。
中国教育财政的制度韧性源于法治框架与政策工具的协同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确立的“三个增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形成有效原则,《教育领域央地财政事权改革方案》细化9类教育事项的支出责任划分标准,构建起法律底线与政策弹性相结合的双重保障。《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将教育财政升格为教育战略性投入,进一步强化了跨周期制度设计能力。
支持韧性强调构建超越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其价值在于通过市场机制、慈善力量、公众参与的深度融合,形成教育投入的“命运共同体”。教育财政应转化为全民共识与社会行动,才能真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澳大利亚“教育企业伙伴计划”提供税收抵扣,激励必和必拓等企业投资建设矿区STEM教育中心(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2011)。美国纽约市教育基金会建立“捐赠人建议基金”,吸引高净值家庭设立专项教育基金,为艺术教育募集大量资金(New York City Regional Adult Education Network,2021)。日本东京大学通过发行大学债券,向保险公司、学校和宗教法人机构筹资,以完善研究设施(人民网,2020)。
我国的教育财政支持韧性表现为治理能力与技术保障支持能力。2014年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将四本预算全面纳入教育投入监控,2020年全面建立起财政教育资金直达机制实现高效资金拨付。智能治理方面,我国已经建立网络化、层次化的国家教育经费统计信息体系,结合财政教育资金绩效管理平台,对于教育财政数据有较为精准的掌握。风险防控体系通过专项督查等以及建立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保障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了韧性水平。
中国教育财政韧性路径的独特性在于:基础教育以中央统筹破解超大规模治理难题,兼顾稳定性与适应性;高等教育以财政兜底和多元筹资平衡短期生存与长期竞争力,体现制度弹性与市场活力的协同。
整体来看,我国教育财政韧性的建设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差异化路径,具有中央统筹与分级保障的协同性、法治刚性与政策弹性的统一性、风险防控的系统性、资源动员能力的超大规模性等特征。彰显了我国教育财政体系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创新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独特路径,为发展中国家破解教育投入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未来需在保持制度优势基础上,重点破解支出结构优化、数字治理深化、代际公平强化等新命题,持续提升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财政韧性。
前文构建了包含收入韧性、支出韧性、制度韧性、支持韧性在内的教育财政韧性四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基于目前国内外实践经验提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推广性。然而,中国教育系统具有超大规模性、区域不平衡性、战略长期性、公平优先性与人力资本强积累性的独特国情,对于中国教育财政韧性理论框架的建构,可借鉴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制度变迁理论、公共财政分权理论等,以解释其动态调适能力、制度演进路径和自主特征。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核心内容为自组织与层级互动(范冬萍等,2018)。我国教育财政系统是由中央、地方、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确保全国公平底线(如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最低标准),省级政府通过生均拨款动态响应区域差异(如人口流出地经费缩减、流入地经费追加),县级政府发挥基层能动性(如“县管校聘”改革),形成稳定、弹性、创新的清晰韧性层级。
制度变迁理论对于中国教育财政系统的解释力在于路径依赖与渐进改革。中国教育财政制度从分级负担到省级统筹的转型,体现了诺斯(North)所言“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史晋川,沈国兵,2002)。例如,2006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试点,逐步推广至推动省级统筹,避免了激进分权可能引发的财政混乱。中央通过政策试点释放地方创新空间,再以立法体现成熟经验,形成地方探索与中央规范结合的生成路径,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结合。
此外,不同于西方联邦制的分权特征,中国形成了选择性集权与有限分权相结合的实践创新。在义务教育领域强化省级统筹(选择性集权),在高等教育领域扩大高校财务自主权(有限分权),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释放基层活力”的平衡。中国式财政体制的价值在于通过中央权威与地方创新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既避免了过度分权的碎片化,又防止了过度集权的僵化。
综合以上内容,中国教育财政韧性可以总结为:教育财政的治理韧性、教育发展的战略韧性、教育投入的公平韧性。
在治理结构上,中国通过中央韧性“锚点”、省级韧性“枢纽”、县级韧性“细胞”的分层韧性治理体系,破解了超大规模系统的复杂性挑战。中央以法定投入约束和转移支付筑牢全国财政秩序稳定性,省级通过动态生均拨款标准实现省域资源均衡,县级依托事权清单等制度激活基层治理灵活性,建立了纵向分权与横向协同的动态调适机制。
从战略维度看,中国将教育财政韧性深度嵌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与教育强国战略相辅相成。中国教育财政韧性建设与教育战略性投入存在紧密联系。中国教育财政韧性的构建始终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展开,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投入机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的相关举措,本质上是通过制度性、结构性和动态性安排,系统构建教育财政韧性的实践框架。教育财政韧性强育经费在应对经济波动、社会风险与长远需求时具备稳定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与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要求深度匹配。通过“两个只增不减”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高于4%”的要求,确立了教育投入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从总量层面筑牢教育经费底线。通过动态调整拨款标准、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绩效评价,既确保资源向欠发达地区、薄弱学段和关键领域倾斜,又倒逼资金使用效率提升,避免低效投入导致的财政资源浪费。这种“有保有压”的举措,增强了教育财政的灵活性和靶向性,使其能够根据人口变化、产业转型和技术革命的阶段性需求进行响应。多元筹资机制的构建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模式分散财政压力,降低单一资金来源的风险。企业、社会资本和公益力量通过协同育人、捐赠资助等渠道参与教育投入,不仅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更通过市场机制与公共服务的结合,尤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推行适当的成本分担机制,既缓解公共财政压力,又通过权责匹配提升教育服务的可持续性。这些政策共同作用,使教育财政体系既能通过制度化投入抵御短期波动,又能依托及时、合理的调整适应长期变革,实现“韧性”所要求的稳定内核与应变能力的统一。公平性在中国框架中被赋予韧性稳定器的核心功能,我国历来强调底线公平托底、机会公平扩容、发展公平赋能的逻辑,从生均经费全国覆盖筑牢公共服务基底,到高职扩招、强基计划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再到专项资金激发特色发展潜力,形成公平与韧性的正反馈模式。教育投入的公平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实现社会正义与韧性增强的双重价值。
中国教育财政韧性建设必须立足“大国财政”的基本国情,在保持4%投入强度的基础上,思考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未来改革需以教育强国建设为指引,通过央地财政关系法治化、投入结构优化、数字治理赋能,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
当前我国教育财政体系主要面临三对矛盾:一是短期保运转与长期调结构的矛盾,需在保障教师工资的同时推进乡村学校布局优化,避免“一刀切”撤并引发社会矛盾;二是市场活力激发与教育公益性的矛盾,对于社会资本参与教育需设定负面清单,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三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主的矛盾,过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可能削弱地方积极性,需通过专项债与绩效拨款组合激励地方创新。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吃紧、负债率上升、出生人口下降及流动人口增多的背景下,需结合我国制度特征与国情,从短期响应、中期转型、长期建设三个层次发力。
短期策略即建立危机响应机制,如在面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时,需设立应急储备资金,尽快通过在线教学等方式复课;在财政紧缩时期,优先保障教师工资、学生助学金等支出,同时可考虑采取“按结果付费”(Pay-for-Success)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危机应对等。中期策略为进行结构性改革,重点推动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增强地方自主权与问责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强化经费监管和绩效评价。部分地区可探索发展绿色教育债券,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融入融资机制(Yu et al., 2025)。长期策略为系统韧性建设,主要应对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等长期外部冲击,回应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如构建教育-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模型,如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对接,加强产学研合作;利用技术手段科学预测区域教育需求,实现精准投入。
在基础教育领域,应推动高位统筹和精准补偿同时进行。其一,重构央地财政责任分担机制(李祥云等,2010),压实省级统筹责任,以立法固定责任边界,明确省级政府的支出主体责任,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将省级统筹上升为法律义务,同时强化省级财政能力建设,建立省级教育债务化解机制,推行绩效导向的问责机制,将转移支付额度与教师待遇保障率、随迁子女入学率等省级统筹绩效挂钩。同时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科学设计,推动转移支付分层分类,精准匹配政策目标。其二,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如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经费携带不足等问题,持续推行“钱随人走”改革(樊轶侠等,2024),设立流动儿童教育专项,按实际入学人数补贴流入地,探索跨省补偿机制;审慎推动乡村小规模学校“撤并转”,通过“中心校+教学点”模式降低生均成本,配套餐饮、校车等补贴。其三,技术赋能降本增效。推动在线教育“三课堂”全覆盖:利用专递课堂(偏远校)、名师课堂(优质资源共享)、名校网络课堂,降低中西部乡村学校生均成本。可探索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建立全国基础教育经费监测系统,实时预警教育经费风险。
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分类改革与多元“造血”缓解高校发展难题。其一,化解地方高校债务风险。可通过债务置换,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置换地方高校隐性债务。适当推进资产盘活。其二,构建差异化融资体系。对于研究型高校,扩大科研经费“包干制”,适当鼓励社会捐赠,同步提升配套税收抵免比例。对于应用型高校,推广“产业学院”模式,探索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捆绑招标。其三,应对生源长期收缩。控规模调结构,根据国家战略布局和社会需求,结合学校学科建设情况,压减供给过剩专业及长期薄弱学科,扩招集成电路、养老护理等紧缺领域,突出学校发展特色。
综上,我国教育财政韧性建设需以政府统筹保底线、市场机制提效率、数字技术降成本、人口流动促重构为主线,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教育公平与资源效率的统一。
本文将韧性理论引入教育财政领域,对教育财政韧性进行了概念界定、内涵解析,构建了教育财政韧性理论框架,初步探讨了教育财政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有足够韧性的教育财政体系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未来研究可从理论框架完善、研究方法创新、政策实践导向等方面入手。
其一,本研究对“教育财政韧性”的定义借鉴了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理论,独立理论框架尚显单薄,未来需结合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对理论做进一步完善;其二,建立跨国、跨区域的教育财政韧性指标库,支持纵向追踪和横向对比。通过个案研究(如自然灾害后教育重建)或实验设计(如分权化财政改革试点、流动儿童财政补偿机制),揭示韧性机制的实际效果;其三,利用教育财政支出数据、人口流动数据、经济波动数据,结合机器学习等方法预测风险并优化资源配置,研究如何构建灵活的教育财政缓冲工具(Kajbaf et al., 2025),平衡短期应急与长期发展需求。分析财政韧性措施(如预算削减、学费调整等)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影响,提出补偿性政策。
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需求,亟需在扎根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彰显自主性的教育财政韧性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应当突破传统教育财政研究偏重技术工具移植的路径依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形成既能指导政策实践,又能参与国际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可从以下方面做思考:
其一,理论创新需扎根中国实践。建构理论体系应充分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领导下“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能力、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动员机制、动态调整的治理经验,为教育财政韧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例如,脱贫攻坚期间教育财政的精准兜底机制、“双减”政策中财政保障与治理改革的协同模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多元投入实践,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富矿。学术界需系统梳理这些实践案例,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其二,方法论应强化问题导向。教育财政韧性研究需区别于传统经济学和财政学研究范式,在探索学科特色的基础上建立跨学科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如前文所述OECD、世界银行等组织提出了“教育财政韧性”概念及初步定义等,但还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综述,对于具体指标的研究实践中操作与测量仍需深入。建议整合教育学、财政学、公共政策学、数据科学等学科工具,实现教育财政韧性的多维度评价。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既要分析发达国家应对教育危机的经验,更要总结中国在财政可持续性、制度适应性等方面的独特方案。
其三,学科建设需服务国家需求。开发本土案例库,将教育强国、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中的教育投入实践转化为教学资源。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教育财政政策实验室,开展重大改革措施的模拟推演。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围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教育援助、全球教育公平等议题,构建中国主导的研究网络。
其四,支撑体系需多方协同发力。设立相关研究专项,重点破解人口变化背景下的财政可持续性、技术变革中的资源配置等现实难题。建设教育财政数据共享平台,推动政府部门、高校、金融机构的数据开放与标准化治理。建立研究成果转化机制,确保学术成果切实服务于政策优化。
教育强国建设呼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分层分类、科学有效的教育财政韧性评估体系和分析框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突破方向,更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需要以更扎实的案例研究回应现实问题,以更严谨的理论建构提炼中国经验,以更开放的国际视野参与全球对话,让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既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智库作用,也能为人类教育文明进步提供新的参考。
百年变局激荡,教育强国战略的推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图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的当下,教育财政体系既要具备吸纳国际先进经验的开放弹性,又需保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制度定力。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财政优势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为破解全球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困境提供了东方智慧。面向未来,教育财政改革亟须在全球标准与本土特色的辩证统一中探寻新路径,既要构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教育投入监测体系,更要创新符合国情的社会参与机制;既要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资金配置效能,更需坚守教育公共性的价值底线。使教育财政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韧性支点,教育强国建设方能行稳致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兼具全球竞争力与文化主体性的教育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