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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寻找印度经济增长新范式
发布时间:2025-10-01
 印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家,中国也是。但是中国人谈论印度时,因为难解的复杂,多少会带点鄙夷又忽略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它可能是对的,印度全国有36个一级行政区,包括28个邦和8个联邦属地。由于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和立法机构,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党林立,印度拥有超过2000个注册政党,联邦体制下中央政府需要与地方政党结盟,再参杂种姓、宗教等身份政治,这让全国的政治派系更加错综复

  印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家,中国也是。但是中国人谈论印度时,因为难解的复杂,多少会带点鄙夷又忽略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它可能是对的,印度全国有36个一级行政区,包括28个邦和8个联邦属地。由于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个邦都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和立法机构,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党林立,印度拥有超过2000个注册政党,联邦体制下中央政府需要与地方政党结盟,再参杂种姓、宗教等身份政治,这让全国的政治派系更加错综复杂。

  不仅如此,中国在看待印度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把印度放在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产业链中去,很显然基于当前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前车之鉴,中国不会很乐意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具有相当“复杂”程度也即有相当“潜力”的印度。那也就意味着印度想要复制中国的“市场换技术”“制造业强国”之路困难重重。可能有人认为按照目前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讲,他有很强的成本优势,然而中国完全可能为了阻止产业链转移,而长期通过“产能过剩”,以低人工成本长期控制着制造业成本制高点,从战略角度可能部分解释了中国未必真的愿意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那样一定会进一步失去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即使不是印度,也会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当然印度的制造业成本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一样,其构成大量来自制度易成本。由此引出拉詹为印度未来设计的不同于中国的增长新范式。

  《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全书讲了诸多理由,也根据最新的世界格局与科技发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仍然有人根据直觉或者个人经验认为印度发展不起来,或者无法对中国形成实质上的挑战。然而,正如中国从一个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状态发展成全球第一基建大国,实际上经济发展能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实现,并不具备必然的模式。中国人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先修路,后致富”,甚至是“先荡恒河,再清厨厕”,最终的结果可能让自己大跌眼镜,现代技术的发展最大的突破就是跨越式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让空间连接不再需要通过道路交通,打破了地域上的限制并降低了运输的费用;未来人工智能的进步让技术在实物产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打破了内容产出人类的专属性,极大地提高规模效应。从互联网的发展开始,到未来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突破,我们已经见证并在未来可能会面对更加极端的技术和资本的绝对优势,他们不仅在生产函数中占据主导地位,还具有先天的赢者通吃的特质,在没有新的分配机制介入下,未来世界很可能就是科幻世界中“废土上的王宫”一番图景,那么只要一个国家善于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传统的发展道路可能都失去借鉴意义,而跳跃式的发展则成为可能。

  印度在面向未来进行选择时,那些致使他错过亚洲奇迹的因素仍然可能是他无法把握住跳跃式发展的桎梏。印度在1950年颁布宪法成立民主国家后到1980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5%,远低于同期很多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印度开启了一些温和的经济改革,之后经济增速有所提高,80年代实现了5.5%的平均增长。1991年时任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经济许可证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经济进一步加快,自此实现了每年6.5%的稳定增长,尽管看上去印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的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之后多次连续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如今更是成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全球发展和环境议题上更是展现出与经济体量相当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印度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不是印度。

  印度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成立之初的宪法却并不利于民主的萌芽发展壮大,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选举的民主代表无法充分代表地方的利益,实际上成为中央政府政治派系在地方的代言人;总理的权力过大,可以影响和干预立法与司法,1975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又通过随意地修改宪法,实际上开启了威权统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经济议程常常会被边缘化,即使好的经济方案也会在坏的政治实践中变成政党或者政府公职人员攫取利益的工具。为此印度需要:第一,不是数量繁多,而是对执政党有实际约束的在野党。第二,高院经历了政府左右到夺回控制权的独立性斗争,但是不能互相牵制的高院也将是新的腐败温床,最终需要一个透明、公开、接受公众和媒体质疑的政体。第三,民主并不必然带来分权,好的民主一定要实现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达到中央和地方的平衡,尤其印度这样大规模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很难有全国统一的简单答案,地方的政策应当以地方的民众诉求为根本。第四,高薪不一定养廉洁,实际上印度2014年每千人联邦雇员人数只有4.5人,但是财政供养的支出基本和富裕国家相当,实际上公职人员相较新增就业已经有绝对吸引力时,代表相对社会普通民众收入,公职人员收入已经是他们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从而形成负激励的因素。第五,印度有很多定向改善特定阶层、群体和阶段性的“定向福利”,这些政策容易成为政客的政治资本,事实上却成为公职人员瓜分利益的正式机制。民主政府应当更关注框架设计,而不总是想方设法去直接干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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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是从印度这样的民主土壤上开出的各种普遍视为威权主义的恶之花的现实来看,一切民主都必须在阳光下,有媒体、公众、反对党的监督才可能培养出民主的文化,从而走上良性循环。民主在作者拉詹看来是相对于其他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因为这让印度更能够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靠拢,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新的全球化趋势下,制造业可能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相对停滞,但是服务业出口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科技浪潮中,有可能在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开启第二轮全球化。不好的消息是,印度原本脆弱的民主生态,在近年来有转向的势头,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推动下,正成为国家的主流叙事,这种民族复兴的宏大意识形态也许在南方国家觉醒的大背景下并非个例,但是对内却削弱了自由主义、挑起了宗教矛盾、加剧了社区冲突,这让威权主义又有可乘之机,那么意识形态优势也将是明日黄花。不仅如此,印度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所展现的“战虎外交”也妨害了本可以利用的外部环境。

  如果为拉詹的书做一点补充,我想他对当前世界格局的讨论过少,这可能是受传统经济学家的局限,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只讨论经济,可惜在现实中无论是短期的经济政策还是长期的经济战略都离不开国家的政治现实,而如果要从教科书中开“药方”,那过去只需要文秘查查书本,未来深度求索(DeepSeek)甚至可以做得更出色。在当前新型“全球化”如火如荼的酝酿过程中,多极化的未来格局必然会对各国的出口部门造成决定性影响,拉詹所设想的服务于西方国家的服务业出口以及为此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投入、医疗体系改造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印度当前的外交一直无法摆脱独立建国时的“不结盟”主义牵绊,转为当前的语境就是“多边主义”,印度的不结盟有一定建国传统的因素,同时也有冷战时期历史遗留的路径依赖问题,相对于中国来说印度的确是美国一直想要扶持的亚洲新势力,布什时期美国支持了印度的民用核力量的发展,奥巴马时期与印度加强了国防工业合作,特朗普第一任期向印度开始转移一些先进科技,拜登时期向印度转移先进的战斗机发动机技术。但是,由于印度的多边主义,他一直保持着被美国视为敌对关系的国家间的良好关系,加上国内政治的转向,以及可能长期也无法成长为有效的平衡力量的可能性,地位也许永远只停留在可能性的阶段。这对中国是个契机,在中国同样倡导的多边主义体系下只要稍加给予印度更多积极性和影响力,就可以极大地影响印度的战略选择。

  《打破常规:印度特色的繁荣之路》只在前四章对印度的机遇有集中论述,后面大量的篇幅则是分析如何去把握这个机遇,这样让政治、经济改革有的放矢,同时也不得不欣赏拉詹和他的学生在研究真问题。再回到教科书标准答案的问题,给出最佳答案并不难,难的是为了解出最佳答案指出需要的配套政策与政治改革,这也是一种研究的勇气吧。